“去伦理”与“非伦理”：轴心时代的思想轴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伦理政治的困境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内生性原因。政治＂去＂伦理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本质诉求。其时,革故纳新的先声先驱通过理论的先导与实践的现行挑战合法的权力与权威以粉碎解构旧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非伦理与去伦理则构成思想界的主流,政治社会由宗法伦理的实践样式变革为道义伦理的目标性诉求。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及演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发端,本质上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也是由文学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成为本世纪文学观念多元构成中的三大基本线索。围绕这三种基本观念,我国文坛上一直贯穿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话语论争。     

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经现代社会剧变和文学变革,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赓续革新。从古典时代到现代,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抒情传统";其二是"史传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四大名著起,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现代,小说更是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形式,"史传传统"也以现实主义之名占据美学规范地位。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始终为激进现代性所支配,直至1990年代,传统文化才获得正面肯定,而文学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19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以其内隐的"史传传统"为中国文学创建出一批重要作品,也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中国文学做出了非同凡响的伟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延续至今,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证明了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与当代以隐显的两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文学与政治;当代文论中"本质主义"话语的分析

文学服务于政治需求,这是断定"二十七年"文学本质主义主要缘由.出于对政治的片面化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极力和政治撇清关系,试图寻找文学自律,但这并没有使文学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子.当下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淡化了本质主义色彩,文学和政治在关系主义维度上开始重新对话,它们也隐含着滑向"绝时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文学的政治诉求并不绝对导致本质主义,如果梳理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文学的具体观念,文学、政治和本质主义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复杂.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从“抒情传统”到“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无论是所谓的"抒情传统"论,还是"叙事传统"论,都未能脱离"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这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及其理论拓展,需要突破那种或"抒情"或"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更多维也更全面地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从而开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新境。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文学批评史观念的介入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是随着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净化、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批评意识的觉醒而展开的。1.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纯文学观念在对传统“载道”观念进行反驳提倡文学艺术性的同时,载负了国民启蒙的历史使命。2.纯文学对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改造起了直接作用,从情感、想像和思想等因素入手并从体裁上加以界定,现代阐释之文学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3.文学观念的净化、批评意识的觉醒、进化思想的渗透,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关键原因,从而产生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     

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意义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关涉现代性认同难题,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的价值认同。不论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的意义上,还是在面向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价值观的德之功能。历史地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之德的根本诉求,在于确立一种从"家国天下"到"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的认同,以及从"直接的现实性"到"具体的现实性"的精神的认同。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在推进一种认同中的伦理觉醒。这是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核心,它落脚于公民的认同,呈现为总体化认同,指向伦理的觉醒,瞄准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之求解。尊重他者,包容差异,承认多元,是通向文化的、民族的、总体化的价值认同及其历史性重构的必由之路。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兼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道德依据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执政行为的合道德性必将对执政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合道德性已成为当代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受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越发强烈,它迫切要求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寻求更多的道德依据,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正好回应了这种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认同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从静态看,思想品质上注重实践性,思维方式上注重辩证性,价值诉求上注重整体性,这三大文化认同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前提;从动态而言,文化认同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诉求时期为革命思想认同,经济诉求时期为均富思想认同,当下文化诉求时期为最高形式"文化植入",即"把马克思主义培植为一种中国的本土文化",进入民众的实际生活,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合法性地位的建构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法则,一种新兴的文学只有在获得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权利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生存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因全面打破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彻底扭转传统小说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表达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审美趣味和阅读机制的全方位颠覆,先锋作家自我话语权的确立经过了相当错综复杂的过程。首先,先锋作家取得作家身份上的认证,然后又力求通过先锋批评家的话语支持、创作谈、座谈会、散文随笔、访谈录、对话录、演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确立自我话语权,最后经当代文学史各家对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定位和塑造,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业已建立。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立场，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决定的；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伦理原则，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三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诉求，这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的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决定的；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理念，这既是由我国的外交政策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决定的。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契约观念的历史维度

历史上的契约观念蕴含着六个维度的含义 :即经济契约观念、政治契约观念、伦理契约观念、法律契约观念、神学契约观念和一般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其中 ,经济契约观念自然是其他一切契约观念的基础 ,法律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契约观念在作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 (即传统社会契约论 )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伦理契约观念和法律契约观念为政治社会的起源 (即政治契约 )提供伦理依据和合法性基础 (即伦理依据 )。神学契约观念不过是其他契约观念在宗教中的反映。作为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所指的是人类学意义即人类活动论意义上的一般的社会契约理论。一般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未曾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独立存在形态 ,而只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契约理论体现出来 ,主要是通过政治哲学表达出来的 ,并且也是在政治哲学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系统化并达到了自己的经典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