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人性的教牧--施莱尔马赫与启蒙的困境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精神出现全面衰退,启蒙陷入困境。施莱尔马赫从时代的状况出发,将这一困境的根源归结于"理智和实际的人"跨越了启蒙的界限,要求消除宗教。为解决启蒙的困境,施莱尔马赫将人性和宇宙关联,以神性的宇宙观为前提,将人性的本质设定为"两种对立的力",并提出"人性的教牧"的思路。然而,由于抹去了西方古典传统中人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走向普遍的人性完善最终只能是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殊途同归的启蒙姿态——谈鲁迅与沈从文对启蒙的“反叛”

启蒙不仅需要理性的指引，也需要防止过度崇尚理性所导致的蒙昧。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肩负启蒙使命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启蒙姿态，表达对启蒙的反思。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坚持着启蒙精神，而沈从文游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上下求索，启蒙的困境深化了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们的对人性的解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审美启蒙: 沈从文的另一种现代启蒙

沈从文的小说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启蒙文化传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他不满于现代中国从底层到上流社会感性主体普遍缺失的状况,试图用审美精神激发生命,使生命的自然性得到升华,使本能转化为创造性力量,获得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沈从文的审美启蒙是对现代理性启蒙的推进与完善。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在性别书写上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男性心理的透视各有千秋,但他的人性书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赋予人性历史的内涵;也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形而上的追问中,赋予终极性的意义;他的人性书写是基于一种对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并从个体生活的变迁中透视人生百态和宿命种种。他跨越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主流的"启蒙"叙事边界,关注那些身处历史之流而背对大历史的个体,在还原部分民间生存真相的同时丰富了文学书写中"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论《麦克白》中的人性悲剧及其启示

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是最富吸引力的一个悲剧形象,这一形象的成功刻画在于作者写出了麦克白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了麦克白人性与魔性的激烈冲突.从麦克白由功勋卓著的英雄到弑君篡位的凶手再到暴君恶魔的蜕变轨迹中透射出权欲与野心对人性的异化与吞噬.     

《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

本文着重从老舍对祥子个人主义思想的复杂态度、对祥子生命意志缺陷的宽容中,考察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认为老舍在此中表现出理性批判力量对慈爱之心的退却,以及退却之后又有所不甘的特点。本文还从老舍对祥子与车夫群体关系的认识这个角度,考察老舍深刻的启蒙思想,认为老舍既朦胧地肯定群体团结的力量,又对群体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从而使得三十年代文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思考更趋于辩证     

论人性视角下的教育自由及其启示

自由是人性的本质特征,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历史上人们从不同维度对自由加以理解并进行诠释,但人们对自由的探讨则是在人性的视域下展开的.教育是充满人性关怀的活动,教育自由是教育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本性的体现.目前,从我国的教育教学环节到教育体制的落实情况看,存在着各种影响教育自由的因素.因此,针对当前我国的教育现状,转变教育思想,提高教育认知水平有利于人们的教育自由观的形成以及有利于对人们实施人性教育.因此,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就应该呼唤人性的本真,探求自由的回归,厘清自由教育与教育自由的含义,同时还应该重视道德教育在实施教育自由中的作用.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从人性意识演进的角度重新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是深化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路径。新时期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逻辑步骤:第一部曲表现为“欲”的释放与弘扬,在深层则意味着对启蒙原动力的开掘,是新时期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第二部曲以“情理激荡”为路径通向人性的提升;第三部曲则进一步落实为“自我”的重构,表现为对现代性启蒙人格的重新塑造。     

传统人文精神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如何相互融合,是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土壤基质,对大学生加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素质教育,厚植大学生的人文底蕴,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     

论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思想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层次性和普适性,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人文关怀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略,是推动社会文明的重要途径.体现人文关怀,就要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人文教育的实质

“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发展中的动态概念,从古代到当代,人文精神的历史内涵不断丰富扩大,依次包含了以人为本、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精神文化品格和价值观、道德感等层面。与之相应,人文教育的内容就包含了主体性教育、民主和个性教育、人格教育以及传统文化教育和价值观、人生观及道德观教育。人文精神从本质上包括道德精神、哲学精神和宇宙精神。人文教育的实质就是这三个层面的精神教育。     

人性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视野下的人性——从“冯契对人本质的新见解”谈起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是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天性与德性的互动”是人的类特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个性）、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理性、非理性）、天性和德性的统一（天性、德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它们只是人的属性。结合“具体→抽象→具体”的图式可以进一步解析人性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视野下人的属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论法治与人性

社会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之上的 ,法律是针对恶制定的。市场经济特殊的运行规则导致人性趋“恶” ,这使得现代社会法治成为必须。人对自身认识的理性化 ,使得法治成为可能。     

高校图书馆与人文精神

作为高校涵养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图书馆可谓举足轻重。然而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覆盖,影响传统的文献收藏、利用的形势下,对技术的唯本、唯上,似乎遮蔽了图书馆内在的人文精神诉求。本文旨在说明在信息时代,人文精神与信息技术应珠联璧合,促进高校图书馆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