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训之源流及声训在《广雅疏证》中的运用

声训之出现甚早.<尔雅>就把声训作为一种训诂手段来运用.汉代学者运用声训所取得的训诂成就,把音义关系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戴侗等人运用声训把词的语源义探求与同源词揭示结合起来,拓宽了声训的用途.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运用声训广泛剔发词的音近义通现象,大量揭示同源词,创造了训诂学史上的最辉煌的业绩.王念孙以声证义,主要的根据是声纽.     

外来词的借入方式和汉化方式 --兼论外来词的分类

外来词是其他语言符号的借入,作为一种符号的借入,是形式和内容同时借入,即外来词是以语音一语义方式借入,加入文字的因素,则是以字形一语音、语义的方式借入。根据外来词的借入方式,可以把外来词分为借音词、借形词、借音借形词三大类。外来词借外语词语形、音、义结合方式的同时,又融入了汉语词语形、音、义结合方式。外来词中的汉语形、音、义结合方式便是汉语对外语词语的汉化改造。经过汉化,外语词语才成为进入汉语系统的外来词。     

《广雅疏证》证义的单复相证

单复相证是《广雅疏证》的一种一般性证义手段。单复相证是指以字面相关的单音词与复音词相互证义。书中单复相证共使用了＂重言＂、＂合言＂和＂单言＂三个术语。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同源训释论例

<正> 训诂的条例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三方面。这是传统的训释手段。段玉裁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此只说明训诂条例的组成与互求,但未明在这三者的关系与地位中,应以声音为先。以“声”统“形”,公认是研究文献语言的重要方法,也是汉语研究史上最宝贵的经验。黄侃说得更为具体:“详考吾国文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关系情况浅析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以"凡"语说明某些"实"之得"名"缘由和某些"名"所指的"实"的内容范围,指明"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二、以"凡"语说明相同、相近、相因之"义"分别用相同之"名"或音同音近之"名"表示,指明"名"与"义"之间的关系。     

宁波方言里的若干本字——基于《甬言稽诂》的考察

甬言稽诂》考证方言本字有得,有失,有遗漏。今以该书为考察中心,对宁波方言里的一些本字作进一步考释。该书已及者,证成其说,如义为陡音为[soη⁴⁴]的本字是“峻”,义为神情姿态的“意[t?i⁴⁴]”当作“意姿”,义为门钌铞的“门[d?iη²⁴]”当作“门扃”;该书不确者,订正疑误,如义为天转阴音为[a⁴⁴]的本字是“霭”,义为外号的“[■]号”当作“绰号”;该书失考者,补苴疏漏,如义为粗麻绳的“麻[dε²⁴]”当作“麻繵”,义为盛音为[t?i⁴⁴]的本字是“置”,义为瘾音为[?i²¹³]的本字是“念”。     

造字时有通借证

六书有假借许君举令长二字为例,此治小学者尽人所知也。然此类实是义训之引伸,非真正之通假,且以号令年是之义为县令县长,乃欲避造字之劳,以假借篇造字条例之一,又名实相舛矣。余研寻文字。加之剖析,知文字造作之始实有假借之条,模略区分,当为音与义通借形与义通借两端,名曰通借者,欲以别于六书之假借及经传用字之通假,使无相混尔。兹先述音与义通借者,细剖之仍当分二事,一曰音同或音近借其义,二曰义同借其音。     

试析《经典释文》为常用异读字注常见音的原因

根据注音目的和注音原则,经典常用而有异读的字据义当读常见音时,《经典释文》一般是不注音的,因为常用异读字据义所读的常见音通行易识。但实际情况是,部分常用异读字据义当读常见音时,《释文》也出现了少量注音的情况,注音形式或"如字",或反切,或直音。为常用异读字注常见音主要有肯定所见版本用字的正确,通过注常见音的办法来减少直接注异读音的数量,提示读者就按与常见音相关联的常见义去理解等原因。     

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界限问题

人们历来重视对同形异义词的研究。但是词汇演变的情况十分复杂,同形异义词在演变过程中与多义词往往有交叉现象。某些词兼有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混淆,因此很有必要划清二者的界限。 关于词义的研究,前人主张“因声求义”,因为任何一个词都是形、音、义三者结合的统一体,音是基本的因素。只有紧紧抓住音这个枢纽,用以统摄形、义的研究,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所谓“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②,都是汉语训诂研究方面可资借鉴的。划清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界限,同样也必须从声音入手,进行词的音、义的研究。     

英语名词汉译新探

词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词义是词的核心,是音、形所表达的内容。英汉双语之间名词的转化既要以词义转化为核心,又要与词音、词形转化相结合。本文正是本着这种思路,从名词的音、形、义入手,结合大量的翻译事实,提出了音译,形译,义译,音义译,形义译等五种英语名词汉译的策略,重新解读了这些策略的内在机制,并探讨了这些策略的实践运用规律。     

“淘气”探源

"淘气"的本义是指把体内阻逆不顺的气排导倾泄出来,进而引申为怄气、受气、吵闹、玩闹、顽皮等义。其同音词"咷气""啕气"中的"咷""啕"均为假借字。"淘气"与"动气""斗气"等词在怄气义上为近义词,并具有音近的关系,体现音近义通的发生学原理。不过,这一义项在清代使用频率逐渐降低,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     

汉字音义关系考察

本文所说的“汉字音义关系”，主要是指“隋唐语音巨变”“’以前亦即汉语“中古音”以前的音义关系，其次也包括后代沿袭“中古吉”的文言文所表示的音义关系．汉字因属“表意文字”体系，形义关系比较显明，而者义关系则比较隐蔽．但从理解汉字表义的所以然和有助于读懂古书的角度看，正如段工栽在《广雅疏证序》中说的：“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者”．即是说音义关系比形义关系更加重要．一、“大偶然”中的“小必然”任何事物的名称跟事物的性质是没有共同之点的．语音与语义本无必然的联系，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可以用不同…     

假借中一些特殊语音关系的分析

假借是一种以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与这些字的本义没有任何关系的意义的用字现象。通过对1 761组假借字的上古音分析,可以发现:音近假借字表假借义的音与表本义的音大多符合王力先生提出的上古音声母与韵部变转规则,但也存在一些例外。     

综合音义,证发文字——也谈王氏父子“形音义互求”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下）

王念孙、王引之是我国传统小学的集大成者,在校勘古籍、疏通词义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形音义互求”的治学理念和训诂方法.其中,“综合音义,证发文字”是“即形得音,因声求义”的相反施行,但在综合音义、订正文字和综合音义、辨别文字的过程中,父子二人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胡澍《素问校义》发微

胡澍《素问校义》发微施观芬胡澍，字甫，一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人。生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卒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享年４８岁。胡氏著有《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惜皆不存，唯《素问校义》一书传世。《素问校义》乃是清末三部研...     

语义表达的明晰度与方言的自我调适

方言善于运用各种语言手段,不断自我调适,以增强语义表达的明晰度。以江苏方言为例,自我调适的策略手段主要有：精心选词,异旧用新,词语叠用,添加后缀,添词显义,古音存义,分音别义,说形别义。     

突破大学英语单词的关键所在

通过剖析单词形、音、义的特点， 讲述英语单词的记忆方法。     

“永州土话”中的别义异读

别义异读是以"别义"为目的,"异读"为手段的语音、词汇现象。永州土话中别义异读的分布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话内部的亲疏关系;永州土话中别义异读与中古音、普通话比较,总量偏少,音义结合有许多不一致之处,说明在不同的方言中别义异读会有不同的表现。     

彝文造字法新探

文章通过分析彝文单字结构后，认为彝文造字方法中最基本的有六种，即象形、指事、会意、类形、类义、类音等。这些造字方法既有与世界各种在意义字（如汉文等）所共有的，如象形、指事、会意的方法，也有彝文所独有的，如类形、类义、类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