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研究概述

《隆中对》研究概述彭建平汉献帝建安十二年（２０７），刘备在襄阳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咨询以当时之事，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遇的产物，也是诸葛亮一生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     

《隆中对》别论

《隆中对》向为人们所称道。近几年,不少研究者对它更是推祟备至。薛国中同志认为,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之后,刘备集团便“沿着《隆中对》的路线,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吴洁生同志也说《隆中对》被刘备用为建国方略。对于《隆中对》,更多的同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业师张大可教授认为它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论诸葛亮的战略思想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隆中对》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战略之作。《隆中对》系统地为刘备政治集团谋划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战略构想，是刘备集团的政治、军事路线和立国之策。诸葛亮提出的兴汉成霸的战略目标，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为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作用。但对荆州问题的估计不足是诸葛亮战略思想的重大缺陷，最终深刻影响了战略目标的实现。     

“隆中对”非诸葛亮一人之高见

诸葛亮《隆中对》,“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通过罗贯中小说形象思维,“一言而定其机势”。在农业社会,成为人们心态里的传统贤者,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其实《隆中对》之灼见,当时也并非只是诸葛亮的先知先觉。综观《三国志》,能够预测天下对峙和鼎立的,据文字记载,至少还有鲁肃、周瑜、孙权、甘宁和庞统、法正诸人,都有与《隆中对》异曲同调的高论。其中特别是鲁肃。诸葛亮《隆中对》是公元207年(汉建安十二年)     

孔明故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诗中,热烈颂扬“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故事尽管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广及兄弟民族地区,以及远播海外,还在于后来,特别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以后。历史人物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出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用“和抚”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他平定南中,目的在于征服,但是采取使之“心服”的办法,并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结果,“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他还“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华阳国志》)。因此,诸葛亮去世后,兄弟民族群众“戎夷野祀”,对他表示深切怀念。     

《隆中对》“跨有荆益”的策划为何破灭——论刘备和关羽对丧失荆州的责任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为刘备霸业所设计的英明蓝图.蓝图的第一步是“跨有荆益”,占据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和益州,这是霸业的基础.自从关羽丧失荆州.“跨有荆益”的策划完全破灭,致使《隆中对》也成为一纸空文.是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是关羽,但是不能否认,刘备更不能辞其责,本文主旨即在讨论这个问题.     

身居草庐,胸怀天下——《隆中对》析

《隆中对》、这篇文章选自晋朝陈寿所撰《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本文内容主要是:叙述刘备于公元207年屯军新野,在徐庶的推荐下,三顾草庐,亲自拜访杰出谋士诸葛亮,并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诸葛亮纵谈天下大势,为刘备指出联吴抗曹的斗争策略。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在这部分,作者着重介绍诸葛亮的生活、爱好及他的才干。他隐居隆中,躬耕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好为《梁父吟》、常抒发感慨不平的情绪。他有出众的才能,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常自比于春秋时齐桓公的国相管仲和战国时燕昭王的名将乐毅,但是他的才华并未被世人所了     

王夫之论诸葛亮

<正>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历来评论很多,见仁见智。我们觉得,在众多的评论中,王夫之的见解较为深刻,是值得注意的。王夫之对诸葛亮作了这样的评价:蜀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先主殂,武侯秉政,务农殖谷,释吴怨以息民,然后天下粗安,蜀汉之祚,武侯延之也”(《读通鉴论》卷十。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书卷九、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诸葛亮与《隆中对》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刘备在襄阳三顾诸葛亮于茅庐之中,咨询以当时之事,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从此以后,刘备集团沿着《隆中对》的路线,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后世对此评价很高。唐人尚驰在《诸葛武侯庙碑铭序》中说:“汉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盖有由矣。曹氏挟王之威重,孙氏借父兄之余业,刘氏独阶尺土,开国于亡命行旅之间,天赞一武候,即鼎足之势均也。”裴度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序》中也说:“三顾而     

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遣马谡守街亭 ,从前因上说是理应而且只能如此 ,从后果上说是种失误 ,旨在颂孔明的严以律己引咎责躬 ,而非咎孔明的用非其人。仲达之抗击武侯 ,是以“谨慎”对“谨慎”,汉魏六朝的士大夫皆精通音乐 ,“武侯弹琴退仲达”,你弹我听 ,实乃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而“两智相遇 ,勇者胜”,所以“空城计”乃千古绝唱。由于“孔明挥泪斩马谡”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 ,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 ,遂使孔明摆脱了以往来自史家的左右非议 ,将之塑造成为以“法”治国、以“仁”律己、外法而内儒的千古贤相。这三个故事合则为一 ,展示了诸葛亮的“谨慎”乃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 ,从而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

<正> 《隆中对》使诸葛亮赢得了世世代代的仰慕和赞颂。归纳起来,它的基本设想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势,提出了三国分立的思想;第二,规划了刘备集团以“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为核心内容,北伐曹魏、兴复汉室为奋斗目标的立国大计。     

论《管子》“轻重”篇是对管仲思想的偏离

作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是对春秋初期管仲治国之术的继承与发展。《管子》“轻重”篇阐述的经济思想不宜等同于“设轻重渔盐之利”的管仲思想。文章分别从刘向校书、时代特征、傅玄等学者的辨伪三个方面论述了《管子》“轻重”篇是对管仲思想偏离的问题。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诸葛亮和吴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吴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唐代咏史怀古诗中的武侯情结

咏史怀古诗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艺术水平上 ,都堪称唐诗王国的一方重镇。而吟咏歌颂武侯诸葛亮是其中很典型的内容。本文即侧重从三方面分析唐人心中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以此透视唐代咏史怀古诗中所蕴涵的“武侯情结”     

《〈隆中对〉别论》质疑

近读裴传永《〈隆中对〉别论》一文(载《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以下简称《别论》),觉文章观点和立论角度颇为新颖,但我认为文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陈管见,与裴传永同志讨论。 一 《别论》认为,《隆中对》“既非刘备集团的行动纲领”,刘备集团也并未沿着《隆中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