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本于条理思想的治学特色

戴震以"理"为事物的条理、规律,并将其条理哲学思想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他的经学本于汉字条理,走上"由词通道"之路。通过对文字体用的分析,戴震沟通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因声以求义。为使因声求义之法有章可循,戴震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角度探讨古音音转规律,从而使因声求义之法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戴震的人伦道德研究本于人性自然条理,认为血气心知是人性的实体。有血气便有喜怒哀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有心知,便能不惑乎所行。人伦日用无不本于血气心知。作为调节人伦事为的道德规范,自然也要本于人性。仁义礼智之德就是能达人之情、遂人之欲,而又无过无不及之失。戴震条理哲学思想体现在方志编修中就是严考地理沿革,理清一地的历史条理;不守陈规,根据山水人性的条理对编纂体例进行大胆创新。戴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条分缕析,掌握了研究对象的不易之则,然后顺势而为,因而在多个领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     

戴震的新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的立场为人性学说立论的哲学家。他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并通过对宋明性理之学独到的批判中,显示出他的新人性论的内涵：如对＂理＂的新认识;理欲之辨的新见解;智愚观点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他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从血气心智到内心和谐:论戴震的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血气心智"上为人性学立论的学者。他通过对"血气心智"的内在思想逻辑结构解析,来展现人性论中"血气"之自然与"心智"之必然之间的内在和谐关系,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与传统人性论不同,戴震人性论把人性从自然哲学过渡到人的内心世界,把人性论看成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素质、一种境界和一种修养的新内涵。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日用之实--论戴震哲学的指实趋向

根据戴震经学和新哲学的指实趋向,将之与经验、智识、功利诸主义类比,将之与先秦儒学及旧理学互观,可以发现:生活性与秩序性,正是戴震哲学指实趋向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也正是由于戴学这一内在的理路,才影响着清代"以礼代理"这一学术转型,清代经世思潮也呈现出重礼的特征①.并且,这种重生活与重秩序的日用之实以其经验与智识的态度、贴近日常生活的生动,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不断激励着处于思想变革中的学人们.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     

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人性即意识能动性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不同方向和结果。西方哲学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理解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论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能动性理解为超越禽兽的道德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于 ,人的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需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实现自身的界限和规则 ,即“良知”、“良能” ,从而实现了性与理、天与人的内在统一。     

试论阳明心学的“道事合一”思想

"道事合一"是阳明心学隐含的基本命题,其内涵主要有四:其一,事是道之器,道不远人,存在于日常生活所构成的事里,并通过事而化虚为实,从而在人面前显现自身,不但如此,道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为不同的事,从而使得说理不但不能离事,而且必须善加选择用以说理的事;其二,事是道之"工夫",不仅致万物之理是靠人的"正事"活动完成的,而且"致良知"以"成圣"亦是靠人的"正事"活动完成的;其三,道是事之本体,既成了人生的终极关怀和日常行动的动力源,又成了有效做事方法生成的根据,还成了规范做事行为的依据;其四,史是以道成事的范例,以教人生活为己任的经书不应空洞地说教,而须与史成为一体,拿事说理,从而提升人运用"道"于具体事务的能力,并通过人的做事活动来"弘道"。     

一本与二本:也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一本论与二本论之争是戴震对程朱理学之批判的思想实质。戴震所谓"理"实则是流行不已的"气",这与程朱所谓"理"已经截然不同。虽然文章篇幅所限没有分析程朱理学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戴震用以反对程朱的"气"一本论所将会导致的命定论,事实上无法应对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戴震与理学

戴震既终结了理学又没有终结理学。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戴震与理学同属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主义价值系统,故戴震没有终结理学;从政治层面看,戴震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中国礼学文化的嬗变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词"礼",能超过"理","礼"的含义很广泛。由孟轲性善论生成仁、义、礼、智,有类于康德始终坚持在他的先验纯粹理性和彼岸实践理性中阐释他的先验道德论。荀子礼、法相融合是儒家礼学的创新和转型,传统礼学在宋代理学的实践层面上能找到。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新理学"是情感哲学,情感哲学向礼学的转变,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看一看礼学文化的历史嬗变,对理解现代社会的若干定位很有启发。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何谓自由——冯友兰《新原人》解读

冯友兰在其《新原人》中根据"觉解"的不同程度总结了人生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是一个阶梯式的不断上升的过程。他认肯人自觉履行其义务和责任的"意志自由",然而他认为惟有在"天地境界"中,人才能超越"有对"进于"无对",从而达到自由的境界。他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起来,认为哲学地"觉解"宇宙大全之理才能使人得到自由。     

陆九渊《荆州日录》中的哲学思想

陆九渊《荆州日录》有三个方面的哲学思想。一是"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其实质是冲破罗网,是人的解放。这种质疑批判的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这是对理学"天即理"思想的批判,从"心即理"走出来,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抽象化、哲理化的结果。"道"无所不包,落实在人的视听言动之中则是一事一物,无不理明义精;三是"艺即是道,道即是艺",陆九渊把"道"与"艺"完全划了等号,不仅"道"远远高于"艺",而且有取消"艺"的独立性、独特性之嫌。陆九渊强调了"艺"对人的精神提升、道德培养是有作用的。     

试析戴震论“理”与“性”

戴震是清中期学术发展至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而且以考据为基础重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中,围绕"理"和"性"两个核心的范畴,戴震不仅提出了其离开形气不能谈理的宇宙观和以血气心知言性的自然人性论,还对宋儒以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遂情达欲的社会学说.戴震理欲观和血气心知学说的提出,对人们消解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人性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何以为人?——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

中国先秦儒家哲学发起的"人禽之辨"尽管与西方中世纪宗教哲学发起的"人神之辨"很不相同,但目的都在于认识人自己。在当今信息时代,机器人的出现使得认识人自己这一哲学的最高主题复杂起来,使得人的机器化问题转换成为机器的人化问题,从而深刻地凸显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而不是道德。禽兽本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善恶观念,道德是衡量人的善与恶的区别所在。从自我意识出发,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禽之辨",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机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