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文化浅析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很早就与中原的汉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在五胡十六国中,先后建立过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等政权,继十六国之后有北魏、东魏、西魏(总称为拓跋魏)、北齐、北周。还有一个在青海地区建国很久的吐谷浑王国。其中疆域最大、实力最强并且立国年代较久的是北魏。北魏最盛时的疆域,北逾阴     

鲜卑先祖石室的发现及其史学价值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鲜卑族就生活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与嫩江流域一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各部曾建立过前燕、西燕、后燕、南燕、代、西秦、南凉、宇文、辽西及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中,前燕曾一度雄据黄河流域,与前秦、东晋鼎立;北魏进一步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大业。历北齐、北周,鲜卑族对当时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恢复与发展、为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而做出了     

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

五燕禁卫武官制度与前、后赵相似 ,仍以继承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为主 ,其主体是领军、护军、左右卫将军 ,又有中垒、中坚、骁骑、游击将军及诸校尉 ,有类似晋制的殿中 (上 )将军。领军制度仍是五燕禁卫武官制度的核心 ,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中领军在五燕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燕还有类似汉代制度的郎中令和郎将 ,后燕有类似晋台之中卫将军及类似汉赵亲御郎之侍御郎、类似后赵之龙腾、类似前秦四禁将军的左、右禁将军。五燕禁卫武官制度承袭之前其它十六国政权如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 ,各国制度之间则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

3—5世纪,慕容鲜卑人的正统观念在"华夷观"、"正闰观"、"道统观"的阶段性变化中,体现出前燕政权"勤王杖义"、"自称燕王"、"已为天子"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原士人出仕前燕的心态也经历了由慕容廆时期受"华夷之辨"影响流寓前燕多为避乱保宗族,到慕容皝时期欣然接受慕容氏政权,甘心情愿建立功勋,再到慕容儁时期认同前燕承续正统的转变。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即为前燕的德运之争,由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金德运图说》的图表中前燕奉行"木德",入燕出仕的中原士人在前燕德运之争中为慕容儁出谋献策,使前燕由慕容儁朝时期所奉行的"水德"最终实现了在慕容暐朝改奉"木德"的转变。     

《安阳古代文化探索》序（二）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阳不仅是中原地区远古人类最早生活栖息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安阳有旧石器时期的小南海文化,又有仰韶时期的后岗文化和龙山时期的大司空文化。是殷商王朝的都城,又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安阳既有灿烂的殷商文化,又有影响深远的“建安文学”,具有祖庭意义的佛教文化及胡汉文化融合后多元的邺城文化。     

可持续发展视阈下的综合经济实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点逐渐深入人心,以及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化,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到综合经济实力评价体系的构建中,无疑是经济理论及经济发展实践的一大趋势。构建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注重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匹配性、影响力。此外,在可持续发展视阈下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具体评价中还应坚持经济指标与非经济指标的平衡、显性实力与隐性实力的平衡、现实实力与潜在实力的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自身实力与外部影响力的平衡。     

论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社会影响

清朝统治者重视学习和吸取汉文化 ,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质。在入关以前 ,他们从汉文化中学习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 ,以明朝为鉴 ,健全国家体制 ,并从中寻求统治经验。入主中原后 ,他们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汉文化 ,进一步寻求治国方略。同时为了改变传统的华夷观念 ,他们从传统的汉文化中千方百计为其入承大统寻找历史根据。随着他们汉文化水平的提高 ,不仅树立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威信 ,也淡化了“异族”统治者的形象 ,为其驾驭具有悠久历史、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国创造了条件。清统治者学习并吸取汉文化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 :推动了汉文化的发展 ,提高了满族人的汉文化素质 ,缩小了满汉的民族差别 ,促进了民族融合。     

试论南宋定都临安

绍兴八年（1138年）前,南宋政权在选择都城时,朝中大臣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临安和建康两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易于控制富庶的江南。经济及交通等因素不是决定两者谁作为都城的首要条件。建康的优势在进取,临安的优势在防守。南宋政权定都临安,除了实力不济与气候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文化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关系试探

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渊源甚深,是最早与慕容鲜卑进行政治合作的北方士族之一,封氏在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为慕容诸燕政权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封氏也从与慕容鲜卑的合作中,获取了很大利益,其在十六国北朝长盛不衰的政治基础,就是在与慕容鲜卑的政治合作中奠定的。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新解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可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前＂与＂字作连词,后＂与＂字训为语气词＂欤＂,意谓＂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方式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且能从《论语》中找到语法依据。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