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研究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近百年的谶纬研究,在文献辑佚、 谶纬自身研究和谶纬与相关历史思想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诸方面,都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文献稀少散乱和相关知识背景比较陌生的原因,谶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精准、 明晰.其中最为基本和急迫的,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的原典文献(谶纬佚文)需要重新精确地辑校;谶纬本身的性征需要更加明晰的界定.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谶纬与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

谶纬作为经学昌盛时代的重要形态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形态之一。汉儒借助事件的叙述来建构其文化秩序,经纬纵横,谶纬相杂,形成颇具特色的谶纬叙事。本文将谶纬放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演变上去考察,它对虚构能力的增强、虚构世界的扩大、叙事要素的培育以及人物塑造多方面都给予后世叙事以极大的影响。     

政治变迁、学术衍化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演进之路

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发展和演变受社会变迁和学术衍化影响至深。先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脱胎于社会变革和百家争鸣,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两汉经学发达,文献学领域弥漫着崇经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玄学兴起,文献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向;隋唐王朝一统,文献学表现为反思和总结的特点;宋元学术文化繁荣,理学发达,文献整理和研究多有拓新,文献辨伪、考订、校勘等均打上了理学印痕;明代文献整理研究与阳明心学纠缠在一起,出现诸多矛盾现象;清代征实学风盛行,文献整理重视证据,其理论和方法开了近代以来文献整理的先河;近代西学东渐,传统文献学与西方学术接轨,逐步完成向近代的转变。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承和创新并重,整理文献与经世致用并举。     

区域性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地方文献建设

地方文献作为一种特定地区的人类文化遗产 ,在大学馆藏中构成一个特殊的分支 ,它的含义及特征 ,分类与收集 ,整理与利用等管理及建设要素 ,都与其它文献有着明显不同。区域性高校要想充分发挥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作用 ,图书馆应遵循地方文献建设的特殊规律 ,认真搞好其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     

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研究的分期与成果

任蜜林在《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撰文《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的研究与反思》指出,从1905年到现在中国的谶纬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的谶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05到1949年,可以称作谶纬研究的奠基期。在这期间,对于谶纬的研究,多集中于谶纬的源流、篇题、价值等方面,如刘师培的《谶纬论》、陈延的《谶纬考》等。其中顾颉刚和陈槃的研究最具代表,顾颉刚对谶纬的起源、内容及谶纬对东汉的影响等作了探讨,为后来的谶纬研究开辟了道路。陈槃则在谶纬起源、篇题等方面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以后谶纬研究的基础;从二…     

继承光荣传统，开拓藏学研究新天地——全国藏族历史与文化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藏族历史与文化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9月10日-11日在西藏民族学院举行。 这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学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西藏民族学院承办,来自全国九省、市7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围绕“考古发现与文献整理、民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宗教文化历史与发展、近代藏区的社会变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五方面的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     

论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是汉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并不一样，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     

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新论——以两汉社会文化为例

文化传统的主观解构,存在多种可能性。应根据不同研究语境,运用相应的理论来观照历史传统。透过汉代文化可以看出,小传统的存在样态并非单纯表现为民俗事象,也表现为文献典籍的形式,小传统的考察视域应是相对开放的。大小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交融关系,两者兼有进步和保守的双重功能和作用。文化传统的健康维系与合乎理性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同步完善。     

关于《翁山文外》的几个问题

作为《翁山文外》的校点者,本文作者就整理校点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如《翁山文外》的版本、《翁山文钞》与《翁山文外》的关系、关于屈大均的佚文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论司马迁的文献学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大量保存。包括集纳古籍,保存文献;辑佚古书,辨别真伪及对当代文献的保留三个方面。二是对古文献的考信态度。表现为以实地调查考信文献;对文献进行互考时,坚持采儒家文献;坚持“多闻阙疑”。三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目录学成就。表现为创立发凡,方便检索以及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

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具体时代众说纷纭。无论是通过对《后汉书.杨厚传》有关记载的推断,还是基于《华阳国志》"王延河平"和《汉书.李寻传》李寻说王根之语中"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的记载,都可以推断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至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谶纬起于哀、平说,则可能缘于对张衡奏疏内容的"误解"。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点校本《宋刑统》补正十五则

今存宋《刑统》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文字有衍、脱、误 ,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宋刑统》对律文及疏议进行了补正 ,惜未及附入令、式、格、敕、起请条。本文依据有关文献 ,对其中的十五则十七条予以补正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陆心源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论略

陆心源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一位有所成就的版本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陆心源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不仅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方法,还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颇有参考价值。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他的版本鉴别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考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开启了宋代专选唐绝句的热潮,许多唐人绝句藉此保存下来。此集版本刊刻较为复杂,洪迈两次刊刻此书,定为一百卷本。宋人吴格对此宋本部分修正,宋人汪纲又据此重刻,因另析出六言诗为一卷,改为一百零一卷。此书宋本已佚,有明刻本两种存世,明嘉靖陈敬学据汪本重刻,明万历赵宦光因洪迈原编舛误较多,再作校订补充,重新编定,改为四十卷。     

汉代谶纬兴起的文化因素分析

谶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有着广泛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春秋战国时齐学家们整合的阴阳五行"思想律",为谶纬提供了阐释社会现象强有力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儒学被定于一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谶纬获得政治的强势地位提供了攀附的基础。汉代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信仰是谶纬得以兴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国汉字产生的神秘过程和汉字结构特征也为谶纬的制作者提供了便利。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