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时期的疑古思潮——以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为中心

中唐时期,学术思想活跃,思辨深刻。这种局面既是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的余绪,又是士大夫们面对由盛转衰的社会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和深刻思考。疑古思潮的兴起,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疑古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他以过人的学识,将中唐疑古思潮推向高峰。他的疑古思想中所蕴涵的理性精神和批判锋芒,不仅直接开宋人疑古辨伪之先风,还使现代史学中的古史辨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中唐时期疑古思潮及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中有关古史古书的辨伪,无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对后世辨伪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怀疑精神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传统,以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大放异彩。     

求真与批判:疑古史学的思想遗产

<正>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92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疑古史学的是非曲直又成为一个学术焦点。现在看来,"疑古时代"的说法尽管不一定确切,但疑古思潮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直到今日,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仍是古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仍关涉到对一系列古书、古史的基本判断。今天的古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

<正>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之誉之,已经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大旗,宣布"疑古"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时代(1)。关于古史辨派的研究,多是积聚在这些说法的旗帜下,评价其辨别伪书、史实的功绩或缺失,评价其方法论问题;但这些评价多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事实性层面上,而对其在学术精神层面的评价,从更高的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角度的评价,尚嫌不足。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西方史学研究,并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至90年代逐渐为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史学界在自己的学术演进脉络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与"新社会史"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各自取得了重要成就,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使中国社会史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契机。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中日、中韩(朝)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东亚各国同源而异流的传统史学,对于深化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史学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矛盾等。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亦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源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其他国度演变出的特色及其原因。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预示出可观的学术新境,例如中国传统的历史正统论,经日本早期政权的改造,形成决定日本统一和天皇万世一系社会意识;日本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以很大的理论启示。中日史学比较研究,有待众多学者参与以共创繁荣。     

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

日本人形象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形象。对于日本人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现实中日本人的认知以及不同时代中日两国的关系。该文主要探究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影视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日趋兴盛。对古代慈善事业施予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支配中国传统社会二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但中国古代慈善机构重在“收养”,这种理念和现实,在晚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开始出现,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渐趋增多,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

《湖北学生界》(《汉声》、《旧学》)是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以省份命名的报刊。无论在新闻史还是在近代史亦或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湖北学生界》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历来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该刊以湖北为名,彰示了它与晚清湖北剪切不断的渊源和联系。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词之美感特质的演进与历史之世变有着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而词学家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也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在积累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伴随晚清之世变,产生了大量史词,委婉曲折地反映出世变的阴影,正是晚清史词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试论中国避讳学史的历史分期

避讳学是一门研究避讳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边缘学科,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成就巨大是我国避讳学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伴随一部避讳史,也有一部中国避讳学史。中国避讳学史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避讳史料学时期——先秦至明代,二是避讳学的萌芽期——清代,三是避讳学的形成期——近代,四是避讳学的发展期——现代。     

满清收继婚习俗的遭禁与存留

收继婚习俗历史悠久,形式不一,在我国古代各个民族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许多史料表明,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下,几乎历代政府和民间人士都大加挞伐,清朝政府更是屡屡禁止。但是,事实证明对收继婚风俗的消除与禁绝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清中叶两淮私盐及其个案分析

微观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两淮私盐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清政府从强盛走向没落的清中叶为例,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淮私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私盐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即乾隆年间私盐的起步、嘉庆年间私盐的发展与道光年间私盐的泛滥成灾。清中叶两淮私盐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众多的私盐个案给了我们清晰的印证。     

乾嘉时期戏曲评点理论发覆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由理学迈向朴学之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戏曲评点理论发生转变的关键期.清代戏曲评点在清初顺、康年间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又迅速走向衰落.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的初戏曲评点在延续中有变化,主要表现在:戏曲叙事结构理论的延续与变异、形式批评的崇尚和反剧场化的艺术追求.这是时代思潮规训和文人戏曲评点家忽视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类"特征二者合力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戏曲评点日渐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