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在“现实”和“梦”中神游——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观初论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为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取代,而且越来越被世人所看重的地位.正如我们要深刻地了解沈从文的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他独特的创作题材——湘西的风土人情一样;要深入地理解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就不能不了解他独特的创作视角——即在“现实”和“梦”中神游.也许是因为沈从文过多地留恋过去而不愿返朴归真,过多地憧憬未来而又感到难以实现,不能不立足现实却又总是格格不入,所以他才总是神游在现实和梦幻之中,因而也产生了他独特的创作心态——寂寞和孤独.“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寂寞和孤独,也有助于他梦游古今,梦游未来,展开神思的翅膀,翱翔在个人创作的自由天地.独特的创作题材,独特的创作视角和独特的创作心态,成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风格,也构成了沈从文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学创作观.那么,沈从文独特的创作题材是怎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观的?沈从文为什么甘于寂寞和孤独,为什么乐于神游在现实与梦幻中建造他的“希腊小庙”?这些正是本文试图用文艺心理学方法去解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就是对沈从文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学创作观的探讨.     

抽象的抒情——论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家论”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作家论”主要收集在的《沫沫集》中。在其“作家论”中,他坚持以艺术为本位,但不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方法上,喜欢采用人格化的方法在作家风格和人格上寻找契合点;坚持以艺术形式的美和人性意义的善为“作家论”的审美评价标准;批评风格上,轻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随笔化风格。     

书写“无需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比较沈从文与张爱玲对“存在”的探询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是属于深度关注"人"的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除了表现"人性"的主题外,对生命本质意蕴的思考,对人的生存之痛的感受与言说,构成了其重要的创作旨向.正是由于他们创作中透射出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追问,以及追问中所呈示的浓郁的悲剧性倾向,使得沈从文与张爱玲表层相去甚远的作品有着深层的契合,也使两位作家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意义的揭示上有了可比性.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新途径。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之间关系的钩沉,及对"风景昆明"的文学呈现,可以看出"风景昆明"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对战时沈从文、冯至精神世界有着深刻影响。同时,这种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的作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路径。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类意识”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创作渗透着“类意识”,这种“类意识”有着特定的内容。“类意识”主导着沈从文的创作,这是他契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的“类意识”的确立来自于五四新文化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得力于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另外又得力于他对人类学的关注。     

“人类心灵的指路碑”——论批评家

<正> 文学史家称赞文艺批评家是“人类心灵的指路碑”,和作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样,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人们常常认为批评家首先是思想家,同时又是艺术家、科学家,要求批评家既当学者,又要当诗人.从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研究和评价艺术的科学来看,这种需要也并非苟刻,因为这是文艺批评的性质和任务所要求的.许多优秀的杰出的批评家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榜样.当然,要求批评家既精通评论,又熟谱创作;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有些作家认为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就象树上的木耳和树木的关系一样,完全是靠吸收植物的营养来过日子的,实际是把批评家看作作家的附庸.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美国叶芝说:“没有文艺批评家作为保护人和解释者,伟大的艺术就无从产生.”16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文艺复兴时代,伦敦的文坛与戏剧界都十分活跃.有个名叫高森者却大肆攻击戏剧,旁及文学,认为都是诲淫诲盗的毒物.他把他写的挑战性的小册子献给西德尼.为此西德尼写了《为诗申     

沈从文视阈中的“好人困境”和“类宗教意识”

沈从文最具代表性作品的关注视阈是"好人困境"。当把美好的人性推到极至,常常会面临悲剧性的考验。关注好人和思考好人,使沈从文的代表性作品具有一种悲悯感,情感境界与《红楼梦》相通。沈从文关注的问题倾向于宗教,但努力方向和企图逃出困境的方式却远离宗教。"类宗教意识"是沈从文发现了好人的生存困境,并能把它倾情描画出来的不可或缺的情感意识储备。     

沈从文早期“自叙传”新解

在关于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研究中,以"自叙传"为代表的叙事文本是其中的重点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过度强调"自叙传"与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其当做沈从文传记的补充材料;相反,也有一些有意淡化甚至遮蔽上述联系,将"自叙传"当做沈从文为赚取稿费而匆匆写就之作。本文以文本细读和传记研究为主要方法,运用症候式分析,着重探讨沈从文早期"自叙传"独特的社会学与美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发掘进入此类文本的另样可能。     

沈从文小说“此在者”与“彼在者”爱情故事分析

沈从文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本地人与非本地人的情爱故事,本文借鉴海德格尔的说法把两者命名为"此在者"与"彼在者",并把此类爱情故事分为三类。沈氏小说中有大量的此类爱情故事出现,这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所推崇的创作理念,以及整个文学的流浪母题有关。沈从文的此类小说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为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史创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小说形象,并且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小说形成了一定的创作潮流。     

文化情致上的不同取向--废名、沈从文乡土小说之比较

废名和沈从文同以乡土题材的小说见长，他们的作品往往游离于时代，寂寞而宁静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显示了一种“冷的美”。两位作家都比较重视自然人性。废名对宗法制度农村文化采取静观的认同态度，描写了宗法制农村中平凡的媪男女，从他们身上发现人情美。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比废名更舒展，他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对立物加以描写，为一种尚未受到堕落的城市文明侵蚀的极单纯、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谱写了一曲曲庄严、雅致、颇有艺术魅力的挽歌式的牧歌。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在文本细读中重构叙事话语——评张新颖对沈从文的解读

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不得不说的作家.张新颖对沈从文的重新阐释,从具体的文本出发,以具体细微的阅读感受为起点,来否定那些既定的"模式"和"定见".他的研究将沈从文的创作和人生视为三种形象,即文学家、思想家和实践者的三种形象,找出其贯穿其中的线索,让我们重新认识沈从文和沈从文的文学.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食”与“性”的纠葛——从《丈夫》看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写作特色

是"食"重要,还是"性"重要?在短篇小说<丈夫>中,沈从文以一个边缘人的姿态,以独有的"凤凰情结"及人生经历,以平和、淡远、隽永的手笔,将这一直接关系到生存与家庭的大话题作了沈从文式的诠释.作者落笔虽轻,但却有力、浓烈,表现了沈从文独有的艺术风格和"凤凰情结"在其创作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沈从文小说创作与水原型关系之辨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沈从文的创作与"水"有关,沈的创作与"水"最大、最为确切的关系其实就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了水边的人事。原始的人类喜欢缘水而居,城市和乡村都是由水源地扩张开来的。所以像沈这些以家乡为主要摹本的乡土写作很难不写到水。而有的研究者,竟然分析出了其他种种沈的创作与水原型的关系。笔者将从"水"与作家及湘西人性格;"水"与沈从文的女性特征;"水"与作品风格三个方面详细地辨析沈从文的创作与水原型的关系。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