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宗教观探析

墨子宗教观在其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宗教观的主要内容。墨子宗教观具有非宗教教义、功利主义色彩的特点。"天志"、"明鬼"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是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强烈力量,是统治阶级的外在制约力量,是墨子"兼爱"学说的推动力量,对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略论孔子“天道观”中的无神论因素

一孔子是否有自然观,他以什么语言和形式来表示他对世界的看法?历来就有争论。从《论语》、《左传》和《国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来考察,围绕着春秋时期哲学上斗争的中心问题——“天道观”,表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因素,当然,是不彻底的,但不能说孔子没有自然观。孔子的“天道观”是与其政治观相联系的。当统治阶级利用“天命论”,来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作辩护时,孔子代表着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转化的集团的利益,开始冲击“天命”、“鬼神”的束缚,而强调人为的作用。正如墨子所评论:“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命论可被认为是其思考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点。在孔子之前,天命的概念从殷商时期带有人格神意味的上帝之天转向了西周以后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的命运之天。而在孔子这里,除了对二者的批判继承之外,天命又增加了一层天赋道德使命的特殊含义。世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就在于他对天命的特殊理解。孔子的天命论,以主体主动之"知"为桥梁,从主体的理性意识出发,主动承担天赋道德使命,积极进行入世实践,并且对于结果无所挂碍,向上直契人与天地相参的道德理想之境。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孔子之深刻的理性精神与觉醒。     

齐鲁文化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道教的起源与齐鲁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墨子所力倡的天志明鬼之论在早期道教产生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成为早期道教重要的思想源头,黄老道学转化为宗教教义,大量吸收了墨学的天志明鬼思想;产生于齐国稷下的道家黄老之学实乃道教哲学的前身,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融合,促成了早期道教的产生。     

论孔、墨鬼神天命观之异同

孔子、墨子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同为显学，但分歧很大。在鬼神观上，孔子尊礼崇祀，却避谈鬼神有无；墨子则明显坚持鬼神实有，赏善罚恶。在天命观上，墨子坚决反对命定论，而孔子有时讲天命，却是在负面事情发生后的一种感叹，并非是消极的命定论者。孔、墨之学在上述两方面本质上是同大于异的，而墨子所竭力攻讦的，其实是被孔门后学改篡了的儒学     

庄子对墨家的批驳及其原因论析

庄子对墨家的批评和驳难主要集中在责其"淆是非"、"乱人性"、"毁道德"、"贼天下"四个方面。庄子将墨家的辩论视为无用的"骈拇枝指",并指责其混淆是非,扰乱人心。他认为墨家宣扬仁义本身就是对"道"的损害,徒然为乱天下。然而,墨家主张上同于"天"、以"天"立教,与道家主张上同于"道"、以"道"立教本质相同。庄子批驳墨家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墨家"天志"、"明鬼"、"非命"、"尚同"、"法仪"诸说没有引起庄子的注意,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墨家的说教不符合道家自然无为的旨趣。墨家虽然强调"天"、"人"之际,但因"道"性"无为",墨家对"天志"等的论说并不为庄子所承认。庄子以其自然之"道"对墨家的仁义说教和辩论予以批驳,自然也难逃"隐于小成"的命运。     

墨子社会思想的理性色彩与其"非乐"论的祛魅性质

20世纪印年代在墨子研究中形成的"出身决定论"观念至今依然存留,这就影响了对其思想形成更为恰当的看法,乃至把"天志"、"明鬼"、"非乐"等主张中的历史进步性因素理解为"狭隘性".抛开时墨子没有确实根据而被认定的"小生产者"出身,则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代独立的士阶层的代表,其历史使命即为未来社会勾画理想蓝图,并付诸实际;这一蓝图具有充分反宗法的理性色彩.墨子"非乐"属于"礼崩乐坏"时期的总体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在人的观念中的回应.他把"乐"归原为乐之本身,从而以"利害"为尺度,祛除了当时泛滥之乐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魅,是对氏族、"封建"文化的清算,在推动文艺观念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理性思潮的结晶 无神理论的基石——孔子人本思想述评

<正> 孔子思想是当时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的产物,以人本思想为特征的无神论思想倾向是其积极的主流。孔子接受了传统的“天命”论,但又罕言“天命”,而大谈“仁”、“民”,并且对“天”、“天命”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不否定(?)神,但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教人重生轻死,重事人,轻事鬼,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视祭祀,赞成“神道设教”,     

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论墨家早期学说的形成

战国前期的儒墨论争,主要是墨子与曾子、子夏之徒等关于丧葬礼乐、非攻、兼爱、鬼明天志诸方面的论争,墨家在论争中从儒家分化出来,并形成了自己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四位一体的早期学说。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异途——由上博竹书《中弓》思考孔门学术分别

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弓》印证了中弓和荀子之间的学术联系。它和其他出土文献资料一起,说明了孟、荀学术渊源的不同。因此,对它的相关研究可以使人们认识孔子弟子继承和发展儒学的一条清晰脉络。     

“一”以贯之，“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校读

在对文本进行校释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老子>二十五章.关于章旨,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本章所论述的道的本质性状以及如何体道的问题,可归结为哲学意义上的"一"来理解.本文主要从"一"与"道"、"大"等的语源关系加以探讨;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法特征,即主词和宾词围绕同一中心语而递相推转.这种句式在表达其内容时,更强调开头的主词和末尾的宾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所谓"人法自然"或"王居其一",充分表明了王作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具备的体道精神.     

儒家文化人格与《水浒传》的创作

儒家文化人格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及其弟子子路作为一对卓显的儒家文化人格符号,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这对文学形象的孕育、塑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宋江和李逵的形象不是《三国志演义》影响的结果,而是儒家文化人格浸润使然。     

忧世却不厌世——当代台湾香港现实主义文学论

本文在世界文学格局中 ,探寻了当代台、港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 ,台湾现实主义文学与香港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并深入论述了当代台港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及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     

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与《韩非子》思想之比较

《韩非子》中法令因循道理自然的主张,与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设立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有显著差异。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正义能够评判现行法可否具备法律效力,含有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及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韩非子》的道理自然无力评判现行法效力。其学说亦不含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与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别。     

“二十四孝”中的社会交换与传统孝道

同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一致,"二十四孝"故事中,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交换,包括孝行与"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强势者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孝子获得社会地位或权力,也有的获得财富、社会赞誉或父母的慈爱。这些交换,对孝行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其中的以逆来顺受式的孝行,以求感动不慈父母,已远离"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若不加省察地照搬为教化样板,会产生许多弊端。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利益规制研究

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粤港澳三地的政府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地区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欠缺规范,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比较突出,要促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提升制度供给效应,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和协会生成的多方并进方式,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论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论智慧

本文阐析了人生存的空间向度“天人”、“天地”、“物我”、“人我”、“群己”、“身心”、“性情”等关系 ,探讨了人生存的时间向度“悠久”的问题以及人生存之时空向度的交叉 ,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存论的深度智慧体现于终极性的天与人的贯通 ,人与自然生态及万物的共生 ,人与社群之和谐及其与个体性之彰显 ,人之性情的陶冶升华与生活品位、境界之提升 ,人的世代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悠久无疆等方面。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论智慧对克服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可提供启发 ,应对此作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