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合理性问题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梳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诉求,从合理性理论的历史性发展整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困境"的韦伯到"整合"的哈贝马斯使现代性问题成为社会理论批判的关键问题,这首先来自于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从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现代化理论也随之丰富.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文化--制度嵌套中的现代性言思--从《悖论的文化》一书说起

<悖论的文化--20世纪末叶中国文化热点现象扫描>一书,从制度文化角度切入当代文化热点现象的分析与阐释,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透过制度与文化相互嵌套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其间的隐秘联系、错位与裂缝,及由此呈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悖论的文化>一书分三个时段,对20世纪末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是"启蒙的现代性",二是"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冲突和悖反,基本上反映了学界近年来现代性研究的两个理论焦点.在此基础上,著者提出了当代文化重建进程中知识人应有的精神准则,体现出一种反思、批判的学理性立场.     

论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范式之维

作为质的规定性,现代性已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语境。于社会论之,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运行方式和制度安排;于个体论之,现代性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应然状态和理论范式只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和诠释。在现代文化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现代性是文化变迁的前提预设,是现代性转型的动力机制;社会心理和思想结构的现代性离不开意识形态教化的现代转向,它成为现代性转型的价值诉求;现代性的知识形态具有方法论意义,并有成为文化转型理论范式的可能。作为方法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它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践化路径。当然,范式的建构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从理论预设、逻辑思路到实践路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终将与文化发展一道,大踏步前行。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其渊源可追溯至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改革不同路向的争议,故"民族主义"研究长期受到"同化论""汉化论"等思维模式的影响,比较强调其历史起源同一性与连续性的特点。随着人类学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对"民族""国族""族群""种族"概念的区别有了更加严格的界定,从而把"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古代与近现代交织互动的产物,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则更强调"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民族主义"研究的三种取向各有利弊,"同化论"过度突出汉民族文化创造具有压倒性的典范意义,从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阐释;"根基论"则过多关注文化传承的延续意义,而较少顾及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异;"建构论"则只关心文化传统在近代被塑造的过程,而完全忽略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涵义。     

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

现代性已成为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对待西方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哲学话语,主要体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从社会批判和理性建构两个维度构筑了所谓“现代性的病理学”。尽管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在现代性批判问题上有着差异,但他们共同铸造的现代理性批判却以其普遍性特征,弥漫日常生活,昭示着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人生论”与“实践论”:现代文学史上被误读的主线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误读现象,认为"人生论"与"实践论"构成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创作与审美文化建设的主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人生论"与"实践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革命时期产生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人生论"被边缘化为文人的见解和大学的讲义;"实践论"则内涵大变,从鼓吹新文化的宣教工具演变为投身革命斗争的武器,前后"实践论"也不属于同一范畴。"人生论"与"实践论"都不是贯串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是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跌宕曲折的进程所决定的。     

管窥分配正义的两种当代模式——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与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

罗尔斯与诺齐克分别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强调平等,而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则强调自由。两种正义论既有分歧,又有相通性,他们都在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发展方案。重视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分配正义模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批判理论现代性反思经验的引入——读傅永军著《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山东大学教授傅永军博士撰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傅永军教授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解释为"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说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理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之理性辩证法的现代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该理论通过厘清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在韦伯合理性思想平台上,析取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解视界和反思(批判、重构)路径,详尽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几种典型表现--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重建的现代性理论,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联结成一个具有不断扩展特征的有机体系.最后,作者又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现实世界,回答了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以及它对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意义等为大众所关心的现实性极强的问题.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马克思"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的重新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理论(简称"同时发生论"),以及他们晚年对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简称"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国学术界对"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有着众多的研究与论述,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解读.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两论",说明"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的真正理论内涵,澄清在一些问题上的误解.     

社会学的"个人":意涵、问题及前景

社会学的"个人"是现代性过程催生的重大历史产物之一,这一过程赋予了"个人"独特的现代性意涵.也造就了"个人"所背负的沉重问题:背弃自然、背对历史、社会共同性的迷误,这些问题表现了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严重扭曲.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个人的现代性意涵对于破解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和深刻危机有着根本性意义.故须开辟现代性的新走向,以彻底变革人与自然的现有关系;拓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视野,以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真实意义;阐析现代社会的共同性意涵,以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清代封建论的文化意蕴初探

清代封建论早已突破了先前封建论主要着眼于体制之争的框框,成为一种思想资源,或是藉以反思明亡清兴,或是藉以批判郡县制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或是借封建"分权"的内涵倡导地方自治.除上述社会及政治的现实之外,长期延续的宗法传统、儒家文化中"公"的思想观念及其与法家制度文化之间的明显紧张,正是清代封建论的文化背景和主要内容之一.     

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对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实证论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它属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主张要用价值中立的客观态度去理解外在世界活动;而以韦伯为代表的演绎社会研究虽认为在研究选题上有"价值相关性"式的价值介入,但仍然把研究过程看作是不含价值成分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它在实践中涉入了强烈的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判断,而社会工作者在实务社会工作中的实践,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合理性理论的内在关联

在方法论问题上,韦伯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要想理解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真正内涵,必须深入其理论逻辑内部.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是不相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工具合理性取代价值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消解了价值与意义,但是却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规范与效率,因而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由此出发,虽然韦伯已经看到了在人文社会学科内,完全排斥主观性与价值的维度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试图将在实践领域代表了规范与效率的工具理性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他的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合理性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是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