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情怀与赤子之情——评舒婷的朦胧诗

舒婷的诗朦胧而不晦涩,深刻却不消极,擅于采用象征、意象等艺术手法诠释复杂情感,揭示生命真谛。同是表达奉献,《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充满了浓郁的基督情结,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却饱含着醇厚的赤子之情。文章抽丝剥茧解读了诗人的宗教情怀和祖国之爱,追本溯源剖析了两种情结背后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等要素的成因。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论现代诗的意象修辞与思想方式——以朦胧诗为例

以主体和主体的内在性作为思想基础的朦胧诗,在意象修辞方式上呈现为"隐喻的"或"象征的"两类形态;而"隐喻的"或"象征的"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方式,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朦胧诗人指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在别处的存在王国,就是由这类意象修辞形态所建构而成的。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以环境史为中心的几点思考

在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先锋与叙事——新世纪先锋小说映照下的先锋反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在于对叙事成规的反叛,其沉寂也在于对叙事成规的背离。对于先锋文学的理解,多数批评者和作者都将语言的创新和陌生化作为其旗帜和标杆,忽略了先锋文学的外部指涉而沦落为文字的狂欢。20世纪先锋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断裂：启蒙的极具终极关怀的现实主义与唯美的自律的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新世纪先锋小说的出现正是对20世纪先锋小说的拨乱反正,是将先锋形式寓于故事内容整体后的统一,是先锋与叙事传统融会贯通后的“叙述平静”,是先锋意蕴的成熟。继续把握好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平衡,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继往开来的重任。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苏轼对《庄子》的接受研究——以黄州诗词创作为中心

苏轼谪黄,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蜕变。这在他的诗词中,有着清晰的表现。为研究他对庄子的接受情况,本文采用文献比对研究法,将苏轼黄州创作的诗和词,与《庄子》一书进行比对。由此,统计出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词,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4%;在黄州创作的诗,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0%。通过释读这些诗、词,发现苏轼接受《庄子》有三个特点：其一,苏轼黄州词接受《庄子》,侧重于消解人生痛苦;其二,苏轼黄州诗接受《庄子》侧重于自新,并以此完成人生的升华与蜕变;其三,苏轼接受《庄子》思想,往往儒释道相结合,尤其是释道相融为一,如盐入水,彼此难分。苏轼对传统思想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做法,值得今人借鉴。     

卡夫卡与扎西达娃的宿命意识之比较--以《诉讼》与《悬崖之光》为例

通过对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诉讼>和中国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悬崖之光>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从相似性的宿命叙述过程中探讨宿命的先决性、必然性和体制化,并从相异性探讨<诉讼>中钟摆式宿命下过去预示未来的现实悲哀和<悬崖之光>中圆形宿命下循环往复的历史沉重.另一方面从历史环境中的专制、奴役社会的现实及作者对宿命的无奈感悟,探讨其相似性的原因,进而,又以卡夫卡身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不幸经历,用现实体验者的痛苦来感受人身自由丧失的宿命,以扎西达娃对政教合一的西藏历史的思考,用历史体验者的阴影重负来感受自由被束缚的历史宿命,由此深入探讨其相异性的原因.同时肯定了二位作家在强大宿命下仍生生不息的自由意识.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

第三代诗歌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生活方式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意义反映于诗歌,就形成了第三代诗的日常化倾向,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这与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日常叙事情态迥然相异。     

先锋作家的影视转型与价值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作家以其前卫的语言实践、形式探索和文本试验对整个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进入90年代,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以影视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改变文学机制的情况下,大部分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先锋立场,投入到市场化的写作之中,创作风格越来越充满现实性和世俗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村社及其命运——基于文本考察与研究

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是否一定要走一条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消灭农村公社的问题;而恩格斯则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像民粹派分子所简单认为的那样可以直接以农村公社为起点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显然,他们各自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以上不同问题作出的不同方向的回答,不构成二人在俄国社会问题上存在对立的依据。相反,他们在俄国村社及其命运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宋末七家山水诗简论

文天祥、汪元量、真山民、谢翱、林景熙、郑思肖、萧立之等宋末爱国诗人的山水诗,渗透了伤时忧国之情,总体格调沉郁苍凉,却又具有不同的艺术个性,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都给宋代山水诗注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南宋后期山水诗过分追求纤弱的风气.     

林纾:文化歧路上的徘徊者和探索者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百年激荡"历史时期.此期的思想家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策略,力图融会中西,建设民族新文化,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活力和焕发青春的根本动力.徘徊在历史歧路上无所适从的林纾.面对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成为时代的"伤心人".晚年林纾以"情-礼"调和的言情小说建设他心目中的"和谐王国",企图以此寻求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坐标."文化力"是一个国家根本的国力所在,因此,我们呼唤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当代社会的"伤心人".     

《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谐调论

强调天人谐调构成了《汉书》的一大文化特色。这反映了秦汉以来贯通天人的学术思潮,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畏与自我约束;它昭示人们要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珍爱资源,保护生态。对于统治者来说,则应施仁政,躬节俭,振贫穷,恤孤独,扶助弱势群体。如此方能真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危”与“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品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产业化,诗歌领域也未能幸免,诗人亦不再是传统意识上诗人了,诗人的信念与责任开始动摇,批量生产的诗作多为了追名逐利,平庸肤浅的"诗"败坏了诗的品位。诗歌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当下这个信息技术化、传播迅捷化、诗人群青年化的大时代背景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当代新诗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困境与希望相依,对其现状与发展无须过度悲观。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