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和幸福的统一何以可能——西方道德与幸福一致观念的理性反思

西方伦理学者关于德福一致的观点可以划分为内在一致论和外在相关论两种,"个人美德与物质幸福统一"之类观点属于内在一致论,而认为"道德是幸福实现的工具和必要条件"之类观点则应当属于外在一致论。把德性列为幸福的重要内容,将德性直接等同于幸福本身,这类观点可以简称为"内在同一论"或"直接统一论";外在相关论一般都认为道德是幸福实现的工具和必要条件,可以简称为关于美德与幸福统一观念中的"工具论"、"条件论"。无论是"直接统一论"或者说是"条件论"及其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经典性命题,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甚至说相当的合理性成分,并且对后来直至现代幸福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主要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背景方面的原因,致使它们在总体上都还存在着一定和明显的偏颇、缺陷或者说是硬伤,有必要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幸福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西方伦理学德福一致观念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等进行深入分析和理性反思。     

道德评价如何求“真”——船山“不间之孝”论对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与"道义论"或"功利论"相比,"美德伦理"更当重视"道德评价"的问题;否则,其倡导的"美德"只能流于乾纲独断或神秘主义。道德评价如何求"真",从结构上说,至少涉及三个方面:"行为是否属实";"主体有无隐情";"标准能否服众"。就范畴而言,儒家哲学中,与"真"相对的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假",还包括"伪"(人为)"情""私";故所求之真,往往关乎价值领域内的"诚""理""公(义)"。船山"不间之孝"论,在厘清评价结构的同时,注重范畴间的相互作用,为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论自然观对两种伦理范式的影响——从美德和规范相融合的角度

古代美德伦理学中"美德"的含义须结合自然目的论思想才能获得清晰界定,近代规范伦理学中的"美德"定义同样也预设了一种对自然的全新理解。然而,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研究者经常会忽略对伦理范式所预设的自然观的考察。唯有将思想家对伦理生活的思考置于其所处时代的自然观下给予考察,一幅"自然—个体—社会"的整全图景才会被清晰勾勒出来。只有考察了自然观更迭对伦理学范式转换的塑造作用,才能真正理解伦理学从美德论向规范论转变的深层意义,以及二者的当代融合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契约:交易伦理的政治化及其蔓延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以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信守承诺为基本特征的契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交易的辅助伦理或身份伦理。自资本主义广泛兴起之后,契约被引入政治领域,并建构起一整套的理念,以服务于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20世纪以降,古典社会契约论跌入低谷。罗尔斯等人提出新契约论回应挑战,"新契约"有望成为社会正义与合作的基石。     

完满幸福与非完满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含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从外部条件、内在标准、幸福的双重含义、幸福与外在的善四个维度探讨其幸福观。其中,幸福的双重含义: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是他重点阐明的对象。他把灵魂分解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德性分化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基于此,推导出幸福可分为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假如从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两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整体、逻辑、连贯地解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也可以消解"综合论"和"理智论"之间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内涵的理论分歧。     

"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

牟宗三的<圆善论>旨在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为了说明道德幸福是如何生成的,牟宗三以存有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其称为"赋予说".但笔者认为,道德幸福并非主要来自于存有论的赋予,而是成就道德的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满足说".以"赋予说"还是以"满足说"解说道德幸福,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人生论”与“实践论”:现代文学史上被误读的主线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误读现象,认为"人生论"与"实践论"构成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创作与审美文化建设的主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人生论"与"实践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革命时期产生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人生论"被边缘化为文人的见解和大学的讲义;"实践论"则内涵大变,从鼓吹新文化的宣教工具演变为投身革命斗争的武器,前后"实践论"也不属于同一范畴。"人生论"与"实践论"都不是贯串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是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跌宕曲折的进程所决定的。     

突现论心身观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

随着西方心灵哲学的复兴和发展,"突现论"成为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突现论心身观主张意识或心理与人的大脑属于同一的物质世界,同时又强调意识或心理是整个大脑活动所突现的一种新特性,有不同于大脑的特殊属性.它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叉.     

生态实体的伦理审视

在生态伦理中,作为道德关怀对象的生态实体究竟应该是生物个体还是像群落或生态系统那样的整体,生态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一直存在分歧。这要归结于生态学无法解决的一个哲学缺陷：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生态实体的尺度划分的差异。如果从伦理学理论出发,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这个缺陷：在功利主义的视域下,生态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是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殊途同归;在道义论的视域下,维系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张力;在美德伦理的视域下,形成了建构生态道德共同体的环境美德伦理共识。当然,从不同的伦理视域审视生态实体,功利主义、道义论和环境美德伦理也各自存在缺陷,但不妨碍得出个体的生态实体观是传统的还原论思维,整体的生态实体观既具备生物中心主义的解释力,又可为生态伦理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的结论。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试论《白鹿原》认识历史的视角转变方式

历史作为已然逝去的事实,如何认识其真实面貌,每位作家都会作出自己的解答。小说《白鹿原》有别于“红色经典”小说惯常的革命叙述式的“正史”观察视角,而试图表达作家个性化的、独特的发现。这种独特视角主要体现为文化视角。从文化视角解读历史,作者发现了自己眼中的“真实”。     

“身份认定”视角下的拜占庭历史——评吉尔·佩治的Being Byzantine

拜占庭学是近代以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长期以来,各国学者从经济、政治、军事乃至宗教等不同角度,对拜占庭帝国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吉尔·佩治(Gill Page)的著作Being Byzantine一书是诸多拜占庭历史研究的著作之一。该著作以身份认定为视角,以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为时间节点,从内外身份划定标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拜占庭帝国的内部结构。同时,该书也把"身份认定"这一学界的热点问题引入拜占庭学。     

浅析转型时期社会公共伦理之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拓宽,公共道德问题正在成为公民社会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转型时期,伦理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公共伦理缺失的成因分析,针对诸如传统伦理的隐患、公德具备公共用品使用和回报的特殊性以及公德行为道德监督行为情境的弱化等问题,应采取提出加强和完善德福一致的公德制度建设;加强公德教育,提高公德意识等措施,构建转型时期伦理秩序。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存在论意义

以往的哲学都是独立于世界之外对世界的观照,无论是对本体的追问,还是对知识本质的确认,抑或是为人类的政治与伦理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说明,都没有离开知识论的立场,哲学都在历史之外。马克思从实践入手,让历史走进存在本身。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知识论视角,从历史存在论的进路,使哲学走进了历史。透过历史的门径,马克思哲学才与我们的时代生活发生着紧密的意义关联。     

文化视野中的历史传承——试论从政治史观转向文化史观的必然性

传统的政治史观着眼于过往政治和权力博弈的成败得失.在其观照下难以获得对历史充分、公允和客观的认识.其研究成果缺乏普适性、持久性,难以为当今社会管理提供"资治"之用.而以文化史观去观照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将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才能提供一个更为宏观、系统、公正、普适和长久的历史评判视角.从政治史观走向文化史观,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真正为社会发展提供养分的必然趋势.     

德福一致的历史传承和现代解读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德福一致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道德承载者范围不断拓展,制度的道德成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础,个体的道德要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类的道德成为现代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现代社会里,福的社会依存度也不断增强,与制度之德和他人之德联系越来越大。第三,德福一致的保障机制从传统唯心的因果报应论转向于入世的、此岸的现实体系。道德的制度成为现代德福一致保障的基础,惩恶扬善的法律和社会机制是德福一致的推动力,人的精神需求发掘是德福一致的内在保障。     

历史与叙事——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历史叙事实则体现了写作主体的精神动态,通过历史叙事呈现,我们可以洞察主体意识形态走向。鉴于台湾文学史的特性以及两岸相隔的现实,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更突出了距离对视中包含的种种政治文化想象,通过考察历史叙事提供的言说疆域版图,一方面可以探掘这一想象空间的多面维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学科的发展建设。本文选择刘登翰、杨匡汉、黎湘萍以及朱立立等所撰写的几本台湾文学史著作为样本,试析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位移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变动。     

学术语篇的人际资源简析

文章分别从传统视角、礼貌原则以及评价理论角度分析了不同语言学理论对学术语篇中人际资源运用的不同解读。通过分析人际资源在学术语篇中的作用，不难看出不管学术作者是为了维护学术语言的客观性、准确性，维护作者的面子，亦或是承认话语的多声性、学术命题可能存在的质疑和挑战，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学术身份，获得学术认同。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督教文化视角检视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 ,是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评论视角。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 ,由于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宗教文学研究陷入政治性否定的误区 ,文艺思潮与作家作品被“局限性”设定 ,某些世界文学名著被误读乃至曲解。许多论说至今仍占据着话语霸权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 ,评论界出现了新的批评话语 ,把希腊精神、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与挑战。实际上 ,在构成西方文学精神的悲剧意识中 ,渗透着复杂的宗教思想 ;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其后的人道主义 ,也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是浓厚的宗教情怀赋予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磅礴的道德激情 ,成就了他们创作的不朽 ;就连 2 0世纪打着反叛旗号崇尚“自我”的诸多现代派作家们 ,也没有放弃过寻求上帝的努力。基督教文化视角烛照下的文学研究 ,预示了外国文学史重构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