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小说的阶级意识——从《水浒传》取材谈起

建国后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作品的阶级意识,以为一切优秀作品无不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古典小说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作品的主题、人物、思想艺术成就作出评价。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被看作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虐和歌颂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西游记》里的神魔斗争则“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斗争”。《红楼梦》描写贾府衰败,“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黑水村乌庄头的一张交租单反映了“农民和地主的尖锐矛盾”;作品写了四十     

論孔子与教育

中国地主封建制的起点是在“春秋”中期,地主封建制的完成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是在秦统一时期,而其初步发展是在汉代。地主封建制下所有制形态有两种:一是为领主贵族转化而来的贵族地主占有的土地,一是为庶人阶级分化而来的上层富人占有的土地,不过在先秦,前者居于主要地位;秦汉,后者居于主要地位。因此,地主封建制刚被送上历史车输轨道,地主贵族在经济上、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利;上层富人有经济上权利,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政治权利;而庶人阶级下层则既无经济权利,又无政治权利。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有的是属于对抗性的,有的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主要的、次要的方     

诗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八十年代新诗发展的一个侧面

重新认识和调整诗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诗回到自身的审美属性上来,是八十年代诗歌观念变革的重要标志。诗与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与现实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是我国当代诗的最重要特征。当代诗在评价诗人、作品和一个时期的创作倾向上,首先依据的衡量尺度,就是诗与现实生活、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广泛与密切的程度。这种关系,被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要求现实生活的主要方面,尤其是重大的生活矛盾和政治事件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第二,通过这种“反映”,使诗在现实生活进程中发挥宣传、鼓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小雅大东篇释义

诗经小雅里有一首诗叫大东,在我看来,应该是诗经中数一数二的作品。它的思想性、人民性很强,艺术手腕很高,在三百篇中很少有其他诗篇可以和它相抗衡。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如邺风谷风,伟风氓,伟风硕鼠、伐檀,豳风七月、东山,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采薇、出车、北山等篇,以种种方面考察,似乎皆不及这首诗。这些诗有的是?妇诗,有的是“刺重剑”,有的是悲愤势、反战待;然而思想性强的,往往篇幅过短,一发无遗,了无余蕴;艺术性强的,往往又只是伤怀身世,斗争性不足。象大东篇这首诗,思想上是为人员鸣不平,痛骂统治阶级;在结构上又是洋洋灑     

读高亨先生“诗经引论”

“丈史哲”令年第五湖]’uM了高亨先生的“诗题引输”一丈,遣将支农到社我国第一部像大现答关旅诗歌的揭集作了概括的标达。高先生激常地优金的模济、政治、胜金制度、社会附教、社含矛盾等方面人手,编整了诗三百篇的暨富而深刻的内容,是富特社会的读物,因而也就肯定了劳领的现贸上红情神。高先生推考察作品的内容着手精特程分翊,道就打破了调去研究特波的凤、雅、现的分愤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与孔子诗教殷光熹（云南大学中文系）《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有３０５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论语》中记录了一些孔子有关《诗》的言论，过去曾...     

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的诗乐关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层面上。国风及其流变属于第一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丰厚的民俗资源为依托 ,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 ,内容偏于缘情 ;变雅及其流变属于第二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贤人君子”的人文关怀为依托 ,以言志诗和旨在“达其情志”的古文为主体 ,不一定“可歌” ,但都注重“从声音证入” ;雅颂及其流变属于第三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国家的重大典礼为依托 ,以用于朝廷郊庙的乐章为主体 ,虽然“可歌” ,却旨在建立政教的威严 ,而与缘情无关。就狭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言志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可能居于优势 ;就广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缘情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明显居于优势。原因在于变雅和雅颂与政教对应 ,国风与民俗对应 ,而民俗总是比政教更具潜移默化的力量。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我国传统诗画的审美情趣

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义务本位,古代中国人的政治伦理化倾向,使社会政治诗占有突出地位;诗人们在实现政治抱负失望之余,投身于大自然,又使自然景物成为他们寄托政治理想的另一大题材。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绘画里,自然题材占有更显著的地位。把大自然作为诗画的主要审美对象,是一种“雅”的审美情趣。它虽然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但经过历代优秀诗人和艺术家的长期培育,已渗透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领域,而成为民族的共同审美情趣。 本文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探索导论》(见本刊1981年第2期)的姊妹篇。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难以为继的“再出发”——重审新时期之初的“政治诗”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新时期”之初,“政治诗”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作品甚至产生了轰动性效应.这些作品以反思历史、批判极“左”政治、介入现实、暴露现实问题、歌颂美好未来、憧憬现代化前景等为主要内容,大多存在概念化、理念化、模式化等问题,其历史意义与美学意义、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之间并不对等.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不同的概念什么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那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在阶级社会,就表现为基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如奴隶社会中奴隶与奴隶主,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存在于经济、政治、思想三大领域。在稍为发达的社会中,矛盾都是复杂的。除了基本对立的阶级的矛盾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矛盾。有时候,一些非基本对立的矛盾,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西汉时的七国之乱,西晋时的八王之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与协约国,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     

思想史"减法"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观"正名"辨

今日思想史书写中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观已与“马基雅维里主义”相剥离。由于深受行为主义知识和思想背景的影响 ,在“马基雅维里主义”日益被边缘化的过程中 ,对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观局限性内在逻辑的分析却成了思想史书写的遗漏     

就雅与从俗的冲突与和谐——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思考之一

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就雅”与“从俗”这一对矛盾。这既导致了诗歌大众化或者纯粹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造成了新诗在文体形式建构上的艰难。本文不在于简单地判定“雅”与“俗”之间究竞孰是孰非,而在于强调二者从冲突与走向和谐,从矛盾达至融合、共赏。     

现代史诗标识论

现代史诗指的是近代、现代、当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主要指长篇小说。现代史诗的识别标准,仍然来源于古典史诗,现代史诗与古典史诗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史诗特征是:选用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题材,规模宏大;塑造完整的杰出的人物形象,于个性中寄寓民族性和人类性;对历史和现实作宏观的、本质的透视;真实与奇妙的结合,情节跌宕起伏。“史诗”作品不仅是“史家绝唱”,还应是“无韵‘离骚’”。一些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史”与“诗”结合的和谐度不够,有的“史”压过了“诗”,有的诗性强于史性,完全“达标”的史诗性或史诗型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凤毛麟角。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法两家在战争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是“用于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列宁也说过:“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因此,战争最能检验人们的政治态度。     

谈中国古代的悯农诗

<正> 提起中国古代的“悯农诗”,许多人会立即想到唐代李绅的两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固然是悯农诗中的佳作,但我把古代所有反映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反映统治阶级对人民敲诈勒索的诗,统称之为悯农诗。我在此文中并非去分析欣赏悯农诗的艺术特色,而是试图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的悯农诗,一部分出自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歌谣;一部分来自那些不愿与统治者为伍的读书人,他们隐而不退,仍有赤子之心,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