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革命”语境下的女性个体生命塑造——以林道静为个案

本文从女性社会生命的追求,即将男性话语权作为"想象共同体"对象的这一共性的角度,来重点分析林道静生命中三位男性和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话语场的差异,从而以林道静为个案,分析在"革命"语境下男性话语对女性个体生命塑造过程中所起的本质性作用。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话语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对身体进行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性话语方面尤其如此.在解放区文学的性问题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解放区的启蒙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对民间话语中的贞洁观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然而,这种启蒙话语却可能因为与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被否定.正是在革命要求的"圣洁"面前,民间话语中贞洁观念通过"革命"的幌子得以还魂,性因此也被逐渐排除在革命话语之外.通过消解启蒙话语、驯化民间话语,解放区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性话语生产与分配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调控.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契合左翼文坛主流话语的革命文学,但与男性写作者相比,仍然透射着女性的独特观察与体验.文章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察丁玲对女性身体和意识的体验以及对女性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追问中国女性主体生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外双重制约与阻抑.     

"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思想解放"的伟大实践

共产主义必然由"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构成:前者推翻旧世界,后者创造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因之也必然有"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的理论形态或话语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革命"话语,但它同时又蕴含着一套"建设"话语.把"建设话语"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发掘出来,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发扬光大,乃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为其发展所做出的一个尚未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原因.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论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女性形象"在韦其麟长期的叙事诗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得因于不同时期创作语境的相异,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进而表现出了不断"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由最初的民族性表达中的壮族女性,转向了现实性话语中的革命女性,在新时期则呈现为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这种"变迁"一方面反映出了韦其麟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其创作观念与创作策略的演变与调整。     

失语与建构——探析徐坤笔下女性的失语境地

几千年来,在中国男性话语一直是中心话语、强势话语,而女性话语是弱势话语,始终扮演着"第二性"的性别角色,对于处于失声中的女性来说,要确立自己的价值就必须逃脱男性的坐标,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文章力图从话语层面来解读徐坤的小说,从中挖掘当今社会背景下女性依然摆脱不开的失语的困境以及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并体验徐坤认识女性命运的深刻性.     

女性的别一种呼唤--试比较两代女作家的创作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60年代出生女作家与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新新人类"女作家,以她们对私语空间中女性隐秘经验的描写取得了写作姿态上的形似,但却遮掩不住内在的差异。在共同的对性及父亲形象的描写中,"新新人类"写作都缺乏前代女作家深层的对男权文化的精神抗拒与反叛,从而使女性写作发生了断裂甚至倒退,陈染、林白式的女性写作意义也借话语革命得以突显。     

红色创业大潮中的家庭与女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小说革命化的一种解读

以家庭与女性两个视角,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五十六年代的革命创业小说。在泛革命语境下,革命话语对传统伦理意义上的家庭渗透及后者对前者的回应,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文化背景。而作为女性尤其是先进女性,对时代意识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恋父情结。这种情结来自内心深处的里比多驱动。     

丁玲作品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女性意识

丁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从初登文坛时对女性意识大胆叛逆的书写,到追逐革命潮流时对女性性别的刻意遮蔽,再到革命胜利后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放弃,这种意识和她的思想转变相互交织缠绕,时隐时现,意味深长。而潜隐于丁玲作品中独特的"服饰话语",不失为梳理其笔下性别意识成长和蜕变的有效路径。     

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

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这两套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革命话语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交流方式,这套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以适应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话语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四个语义场.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评电视剧《沂蒙》

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电视剧《沂蒙》首先表现了民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当初的混沌懵懂到最终皈依共产党的领导,展现了民间认同和皈依共产党的＂心路历程＂;其次还表现了共产党对民间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意识的复苏和觉醒,特别是女性的个性解放;再次是革命话语向民间话语成功转换,使民间话语隐含着革命话语,实现了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汇与贯通。总的来说,电视剧《沂蒙》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少见的成功之作,这正是编剧和导演等主创人员深入生活,以生活为师的结果。但其在对历史被遮蔽的那面予以彰显的同时,还存在着由此而来的新的遮蔽等局限。     

红色创业大潮中的家庭与女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小说革命化的一种解读

以家庭与女性两个视角，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五十六年代的革命创业小说。在泛革命语境下，革命话语对传统伦理意义上的家庭渗透及后者对前者的回应，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文化背景。而作为女性尤其是先进女性，对时代意识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恋父情结。这种情结来自内心深处的里比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