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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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罗振亚的近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面,都较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两部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力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是罗振亚的一部诗歌批评自选文集,可以说是作者从事诗歌批评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三部分,即诗学篇、诗派篇、诗人篇。分别从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创作主体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视。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敏…     

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

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对中国新诗近百年发展状况的不满和对新诗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清理,“回归诗歌本体”的声音开始出现,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重新被诗人和理论界所重视,语言工具论思想在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中受到强烈质疑。“回到诗歌本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回到语言的路上去”,所谓“诗到语言为止”便是一种极端的口号。诗歌对语言的觉识显示了中国新诗的巨大进步。由此,理论界开始关注诗歌文本分析,强调诗歌文本之间语词的张力与修辞策略,试图勾勒中国新诗精神现象学谱系,拓展了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然…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

本文对中国 4 0年代“新生代”诗歌的成因、嬗变、美学倾向、历史贡献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认为 ,“新生代”诗歌冲破了外部环境的压迫和内部的限制 ,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 ,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这既表现在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的贯通上 ,又表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和诗歌传统的紧密结合上。可以说 ,“新生代”诗歌是中国新诗在艰难曲折中深入发展的标志 ,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总体上实现突破和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     

盗火的“恶魔”——论“五四”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

“五四”前后 ,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在西方文学的输入和译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现代意识与五四时代精神发生共鸣的结果。然而 ,创作实际情况却跟不上新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极大热情和期待视野。就诗歌而言 ,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现代主义的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唯独是它在创作上结出果实。本文认为 ,法国象征主义诗在译介中占主导地位 ,并最后在中国的新诗创作中结出果实 ,是因为它满足或遇合了当时“五四”新诗发展的某些内在文化需求和诗美期待视野 ,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感性特征与民族审美传统的某种内在“契合”。     

城市维度中的诗学探寻——评张林杰《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

193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条诗歌流脉,分别由以殷夫、蒲风为代表的"左联"作家和以戴望舒、卞之琳领衔的"现代诗派"承载,各自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近些年已成为诗评界的热点话题.只是由于"诗歌回到本体"研究思路的被推崇,使现代主义诗歌备受宠爱,而对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左翼诗歌研究则相对冷清.     

论20世纪中国新诗死亡想象中的"历史信仰"

"历史信仰"是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模式。本文选择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象的代表性文本,主要从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的阐释角度,对于新诗死亡想象中"历史信仰"("时间信仰")的丰富内涵作出有效的阐释与分析。     

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论王独清和蓬子诗歌的"两面性"

在流派林立的中国新诗史上,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唯美主义诗歌流派,但唯美主义诗歌却表现出与其他流派诗歌迥异的一面,即它并未独立形成流派,而是坚实地附着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诗歌上,以一股潜流的方式贯穿了几乎整个中国新诗史。在现代诗人中,王独清和蓬子便是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特点的诗人,他们的创作虽然被贴上了象征主义的标签,但唯美主义却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容否认的倾向。     

浪漫诗人的"现代"诉求--论"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

"新月"诗人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现代诗实践,在追求艺术规范的闻一多的<死水>集有所表现,如它所包含的现代诗的精神的经验;在以诗歌体制实验著称的朱湘<石门集>中,也有重要的反映,<石门集>中甚至出现了典型的现代诗.这两个"新月"派的经典诗集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反映了浪漫的"新月"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品质.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浪漫的潜伏--后期新月诗派"主智诗"、"城市诗"创作简论

后期新月诗派在秉承前期新月诗派"理性"思想的同时,无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逐步渗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在趋向现代主义大潮的过程中,后期新月诗人冷却诗情深刻冷静地思考人生,在诗的题材、诗感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趋近.在后期新月派诗歌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大都市的病态、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后期新月诗人对"主智诗"的寻求,"城市诗"的开拓,都是对中国新诗史的独特贡献.     

传统文化与现代格律体诗歌的关系

现代格律体是相对于古典格律诗体而言的,它既不同于传统格律体也不同于自由体,而是兼顾二者的特点。现代格律体继承了传统诗歌的因素,表现出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是现代诗人立足于民族本位的文化观在诗学上的体现。传统文化对现代格律体的影响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使现代格律体呈现出与传统诗歌相通的特点。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从修辞学、诗学视角出发,以隐喻为切入点,对台湾“现代诗派”诗歌文本中的隐喻模式、隐喻的生成机制、隐喻类型、隐喻意象以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双重视野之间的距离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台湾“现代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习染和反思过程大致经历了技法移植、西化质疑和传统内转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诗歌中的隐喻在共时层面上分别有着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即替代式、范畴错置式和虚实结合式,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呈现出隐喻风格从夸饰性到抽象性最后向明喻化演变的轨迹.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隐喻以“纯粹语言学的否定性策略”,不但实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脉相承的“先锋精神”,而且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推进了台湾“现代诗派”不断走向艺术自律的过程.以此为基础,重新发掘出了杨炽昌及其所倡导的风车诗社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锋性实验价值与贡献.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徐志摩诗歌的特征与现代音乐美感

徐志摩的诗歌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他对西方诗歌的节奏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借鉴,并成功地将这些诗歌技巧化入中国新诗之中,对中国新诗进行了改造和塑型。在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行文本细读．深入分析了其诗歌给中国现代诗歌提供的具有现代音乐美感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