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研究

农民集中居住的基础和动力是产业集聚,而人口集居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强了产业发展的能力;农民集中居住,提高了城市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宅基地和农村道路用地,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加快了土地向农业规模经营集中。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因为: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表现为自发性意愿和政府推动后意愿,其意愿存在着推进因素和制约因素,也存在着一些政策性问题。政府应在建立健全集中居住后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挖掘各中心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建立就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增加投入等方面采取切实的措施。     

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演进的分形研究——以武陵山片区69个县市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战背景下,文章运用分形理论对以武陵山片区为例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演进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1990～2016年69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分形结果表明:(1)武陵山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明显不同于现代集聚式城市发展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均等式"城镇化格局;(2)武陵山区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以2000和2012年为拐点分成三个阶段,且不同阶段的"均等式"趋势都在持续地强化。同时使用洛伦兹-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莫兰指数对分形结果作了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从地理条件限制、旅游产业需求、农村人口结构和扶贫政策影响等方面探讨了该均等式城镇化的形成机制。最后,给出了优化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格局的若干对策。     

内蒙古畜产品加工业集聚程度的测定

本文利用Hoover系数测定了内蒙古乳业、肉类加工、绒毛皮革等三个产业在各盟市的产业集中及产业集聚程度,并对比分析了这三个产业在内蒙古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发现乳业、肉类加工业、绒毛皮革加工业在内蒙古各盟市间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但这三个产业在各盟市的集聚程度和分布状况各有特点,不尽相同。     

西北地区产业集聚与城市人口集聚:交互协同及地理耦合——基于演化视角的空间统计分析

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中的必然态势,产业集聚所引发的经济要素空间流动对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51个地级行政单元的二、三产业及城市人口数据,利用地理统计方法对西北地区的二、三产业及城市人口集聚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5-2012年西北地区产业及城市人口的General G指数表明西北地区产业与城市人口集聚存在明显关联,伴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城市人口集聚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二者存在明显的共生性增长态势;2005和2012年西北51个地区产业及城市人口的Gi指数分布表明西北地区产业及城市人口集聚存在明显的地理耦合,且二者集聚热点均呈扩散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西北地区产业及城市发展的调适措施。     

六十年来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时空变化与应对策略——基于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区域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减少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利用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城乡分布三个方面对近60年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总数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态,人口密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在保持集中分布"两片三点"总体态势下,呈向各级中心城市集中的向心化特性。人口发展中还存在着人口数量下滑过快、人口分布集聚区萎缩、民族文化传承受阻等诸多问题。据此提出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发展民族集聚区经济、建立民族文化乡村、发展民族教育等建议。     

人口、产业和城市集聚在区域经济中的关系

集聚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集聚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实现。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三个过程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中的内容、速度、规模、周期不同,但又交织在一起,不能绝对分割。三者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分别起主要作用,但又互为基础、互相促进。     

财政分权、扭曲效应与制造业产业集聚

为了揭示财政分权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选取2001-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作用。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产生了扭曲效应。(2)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挤占财政科教支出、扭曲税收竞争行为以及引发土地财政扩张等路径实现的。为了缓解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扭曲效应,本文提出优化现有地方政绩考核机制,转变地方"重生产、轻科教"支出偏好,有效约束地方税收竞争行为,以及建立健全地方土地管理体制是实现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财政分权改革的重要举措。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人口集聚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口集聚的作用方向及其内部机制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口集聚总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力有一个先强后弱的变动趋势;分区域看,人口集聚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最大,而西部地区则最小。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以及政府干预效应是人口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三个主要作用渠道。     

浙江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变动及匹配关系

集中指数和重心显示浙江人口与经济分布均趋向于不均衡,且经济分布的非均衡性大于人口分布,但二者之间的偏离趋于缩小。集中度显示县域尺度上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区面积扩大、集聚程度提高,且集聚与分散变动均形成了核心区;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区形成“交叉但不重叠”的地域关系,经济分布对人口分布的解释程度在73％－90％之间;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匹配程度提高,二者主导匹配关系由1982年的经济滞后型转变为2010年的协调发展型。基于浙江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动态匹配过程,认为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分布的路径是：以产业结构升级及布局分布调整为核心动力,在经济超前型县域继续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能力,以吸引人口集中为主;在经济滞后型县域承接产业转移和扩展产业的同时,以转移剩余人口为主;在协调发展型县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与人口同步增长的协调发展速度。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胡同”一名源于汉代的“巷”

"胡同"是北方地区对小巷的通称,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写作"衚衕",清末简化成"胡同",直到现在.文革后期,曾有人提出"水井假说",认为元<析津志>中的衖通,是"衚衕"的前身,为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经笔者考证,"胡同"一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即已出现,"衚衕"的早期写法是"胡洞","弄"与"胡洞"系汉代古巷字的南北两音.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