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至宋元小说批评刍议

我国古代的小说批评,直到明清两代才日渐成熟,但从汉魏至宋元1000多年内,许多文人学者对“小说”的认识和批评,已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现抉其要,略作爬梳,以就正于方家.一、小说观念的萌发和演变在先秦诸子的言论中,“小说”与“小家珍说”、“小道”的含义比较接近.如《论语·子张》篇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段话被后代小说批评家屡屡引用,但多作孔子言论,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如《庄子·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如《荀子·正名》篇谓:“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饣毕)(饣罗)”并非“有馅面制点心”

<正> 《古汉语别称词初探》一文在谈及方言词的使用时举例云;“又明·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九:“食之精者有樱桃(饣毕)(饣罗),今北人呼之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饣毕)(饣罗)’,古代的一种有馅面制点心。‘波波’今作‘饽饽’,‘磨磨’今作‘馍馍’,南北方言有别。”(见汕大学报文科     

书斋雅名拾趣

自古文人多雅趣，为书斋取雅名便是雅趣的一种。为书斋取雅名的事古已有之，或明志以自勉，或撷趣以寄情，题旨虽各有不同，却都能反映出文人的情趣、志行、观念、追求。诸葛亮的“茅芦”，刘禹锡的“陋室”，其实也就是他们的书斋。此种风气在明清以后大为盛行。明代桑悦的书斋名“独坐轩”，是言其小。“予为西昌校官，学圃中做一轩，大如斗，仅容台，椅各一。台仅可置经、史数卷，宾至无可升降，弗肃以人，因名之曰‘独坐’。”（《独坐轩记》）但狂放自负的桑悦之“独坐”又有独往独来、卓尔不群之意。“而天壤之间，坐予坐者意。而天壤…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版本与传播情况考论

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是清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压卷之作。该小说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所谓“六十四回本”，应不存在；五十四回本，则有故事完结本和未完本两种；“完结本”相对于“未完本”，有许多增改润色之处。这些增改润色当出于清末民初小说家陆士谔之手。《演义》出版后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对清末民初的种族革命和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新派武侠小说管窥

“千古文人侠客梦”。因此,武侠小说捕获了不少读者的心。武侠小说古代即有,从唐宋传奇(作者按：自晚唐《传奇》一书始,方将唐人小说称为“传奇”,宋以后将唐人所作小说一概称作“传奇”)到明清时的公案侠义小说等等,都可视作武侠小说的发展过程。然而这一类的     

唐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唐代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创作动机、创作题材到表现方法诸方面，都予以全面比较，翔实论证，从而结论为：唐人小说较之魏晋六朝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极为突出的进步：一、从“并非有意作小说”到“有意作小说”；二、由“志鬼神之‘怪’”到“传人事之‘奇’”；三、从“纪实”到“作意”。     

关于《呐喊》《彷徨》中绍兴方言的注释

鲁迅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等作品里,用了不少的绍兴一带的方言字和方言词。其中有的作者自己向读者作了说明。如“‘难’者,‘今’也;‘者个’者,‘的了’之意,词之决也”。     

革故鼎新：五四新文化与古典小说研究新格局的确立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五四以后迎来巨变,这一新文化思潮促使古典小说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其最典型之处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经典小说的遴选,这一遴选虽可上溯明清,但是随着通俗小说的繁盛,明清时人选取的作品已不适应新时代潮流,五四时期,胡适等人选取的“一流小说”应运而生,取代了明清的“四大奇书”;其次,小说的研究方法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胡适的以“实验主义”为内核的科学实证方法成为“典范”;再次,小说的价值观念由“小道”变为“文学之正宗”,彻底终结了古代小说的卑微处境。     

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以《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呈现。江户时期,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明清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坛带来一抹新气象。他们通过“翻案”明清白话小说,创造出崭新的小说形式——“读本”。“读本小说”的诞生促进了日本近世小说创作的进步和繁荣。本文以曲亭马琴的《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为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对日本江户时期小说发展的影响提供依据。     

论堪舆理论对古代小说技法论之影响

堪舆是古代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对古代小说技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小说评点者援引“龙脉”一说用以揭示小说文本线索贯穿、有机关联的叙事特征,同时又借用诸多堪舆理论术语来描述具体的小说技法,使得小说技法论呈现出形象生动而又妥帖精准的批评面貌。堪舆理论得以影响小说技法论与明清以来堪舆兴盛这一现象密切相关。     

金华“小邹鲁”之称的由来

金华古代称婺州,历史上曾称为“小邹鲁”。关于金华“小邹鲁”之称的由来,众说纷纭。一些书刊认为“金华自古文人荟萃,人们把文人辈出的地方称为‘小邹鲁’”。金华在历史上的确涌现出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但文人辈出不是“小邹鲁”之称的由来。邹是孟子的故乡,鲁是孔子的故里。由此可见,“邹鲁”是大儒的故乡,是儒学教育研究的中心。金华被称为“小邹鲁”与宋代大儒吕祖谦和明代大儒章懋有关。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江山之助”

地理环境、生态景观对文学艺术的制约和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艺家、批评家经常讨论的课题之一。“江山之助”便是古人对自然与人、文关系深入思考的理论结晶。 作为一个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江山之助”一语由刘勰铸成,《文心雕龙·物色》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自此以后,历代文论、诗论、词论、曲论、乐论、画论等等,对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中国古代文人对“三农”的情感态度初探

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章回小说民族特点初探

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曰:“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时也指出:“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鉴于《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影响,清末文论学家王钟麒将“皆有深意存其间”的“吾国小说”与“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的一些中外小说相比较时说:“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     

唐诗动宾结构义辨

西北师大匡扶先生尝赐余一条幅,上书唐诗一联曰:“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徐生某君,临寒庐请益,瞻而问曰:“‘嘶鼓角’与‘识风云’动宾相对。‘风云’在目,固可为‘识’之宾语;‘鼓角’闻耳,焉可为‘嘶’所支配哉?”余答之曰:“‘嘶鼓角’形为动宾而与‘识风云’相骈,揆以诗义,实为动补也。‘嘶鼓角’者,嘶于鼓角也。犹今言‘在鼓角声中嘶鸣’也。”是生去,余因思焉。动宾结构,见之英俄诸语,后名自为前动所支配。见之汉语,则不可膠柱,须依义而慎辨之。前动支配后名者,若“观潮”、“听琴”、“饮酒”之类,固率常见之,然前动非支配后名     

“客何为者”别解

《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话;“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皆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课本上对其中的“客何为者”未予加注。查王伯祥先生选注的《史记选》,其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你是干什么来的。”(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史记选》第44页)又,《古代散文选》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这个)客是作什么的。”(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古代散文选》上册第186页)从这两个权威性选本的注解中不难看出:一个是把其     

铁与火中的道德沉思——《三国演义》与传统伦理观念

《演义》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政治伦理小说,它在描述三国时代错综复杂、严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所洋溢着的浓郁的道德激情,感染着、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演义》成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一部通俗的伦理教科书。     

中国古代草原文学概述

我国古代草原文学是古代北方人民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创造的语言艺术。由于上古时代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古代草原文学主要见于汉文典籍的记载。目前公认的最早的作品是西汉初年的《匈奴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此后代表性作品有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木兰诗》、《企喻歌》、《从军行》(宇文招),唐代的某些“边塞诗”和“敦煌曲子词”,宋、辽、金时期的某些文人诗歌、民谣等。元明清时期,我国古代草原文学主要代表者是蒙古族文学。《蒙古秘史》和《江格尔》,《格斯尔》堪称中世纪北方草原文学的三大瑰宝。此外还有单篇英雄史诗、民间故事传说、祝词与赞词以及各民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词赋。明清以降,有赞扬蒙古族女中豪杰三娘子和满都海彻辰的诗歌和民间故事,有蒙古、满、汉各族诗人吟咏草原的诗篇,更有尹湛纳希的长篇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并出现了不少叙事民歌、民间故事,尤以民间讽刺文学《巴拉根仓的故事》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