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     

土地流转影响下的乡村景观衍变

乡村景观带有城市景观的属性,城市景观也具有乡村景观的属性。乡村景观是指的具有明显乡村性的景观空间。土地作为景观的载体,土地权属的变更必定会带来乡村景观概念与空间的衍变。对乡村空域而言,农村土地的流转直接影响了农田斑块的形态和景观格局,也影响了乡村居落形态的衍变。城乡土地的流转则直接增加了乡村景观中城市景观的属性,推动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流转对乡村景观影响的角度来看,建国后我国乡村景观衍变的阶段,包括四个发展阶段:私有化乡村景观阶段、社会主义乡村景观建设阶段、市场化乡村景观阶段和"类城化"乡村景观阶段。     

隋唐乡村社会势力类型研究

乡村势力指处于政府与乡村之间的一种势力,包含内容比较广泛。如佛教势力、乡老、致仕官、非本地官吏等等,而隋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时期,其乡村社会势力具有典型意义。探究这段时期乡村势力出现的背景及其各种乡村势力类型特征,使学术界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对现阶段乡村问题的解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乡村墓地建设景观生态林的思考

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三大问题:有些乡村墓地被迫一再搬迁甚至被取消,给乡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冲击;乡土生物在乡村找不到合适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城镇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需要在乡村建一些森林斑块、绿色廊道,却不知这些生态斑块建在哪里合适。受孔林的启发,作者认为在乡村建设墓地景观生态林,可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     

制造景观：项目经营下的乡村建设

项目下乡中的经营行为引发了景观化建设现象,研究以湖北T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生产机制和治理效应三方面对此展开分析。从景观化的空间实践来看,T村在项目试点中的密集投入和差异化建设,导致景观密集生产和村庄空间分化,并凸显了景观的工具价值。从景观化的生产机制来看,主要源于对项目的经营。在决策层面,省级政府以行政发包配合项目下发,容易导致资源堆砌和重复试点;在下发过程中,县乡政府缺少代理人,强化了项目的集中下发冲动;在执行层面,项目捆绑产生了较强的执行压力,导致目标对照基础上的空间营造。从景观化的治理效应来看,一方面有利于空间更新、基础设施改善和组织权威强化,另一方面又导致景观的后续养护难题、对生活景观的排斥、对村民生计的影响以及村民隔阂等。这种好坏参半的治理效应体现了“项目悬浮”问题,即项目与村民需求脱节。最后,研究还提出了基层社会从“经营项目”向“经营空间”的延伸。     

墙绘艺术在乡村景观优化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墙绘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对于完善乡村景观、展现乡村风貌、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明显。从景观设计学视角墙绘艺术可视作一种具有展示性、传播性、文化性、装饰性的景观形式,具有载体形式多样、施工周期短、装饰性强等特点,与乡村景观面积小、较为分散、线性空间为主的复杂空间结构高度契合。将墙绘艺术引入乡村景观优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特色的体现、墙绘艺术大众接受度的提升为切入点,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乡村空间特征及文化特征保留、育人功能凸显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墙绘艺术在乡村景观优化中的创新应用策略及设计方法,发挥墙绘艺术的装饰优势、媒介优势助力乡村发展。     

创意视阈下的乡村景观遗产地旅游模式研究——以福建邵武和平古镇为例

从创意旅游视角出发,以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福建邵武和平古镇为例,通过对案例地旅游资源和开发现状的分析、研究,结合创意旅游的相关概念,得出了和平古镇的创意旅游模式,即多重感觉创意旅游模式、农村社区介入开发模式、公益旅游模式和高科技旅游模式,以期促进和平古镇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为乡村景观遗产地旅游开发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女性人类学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根据湖北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结合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实际,从女性人类学的视角,运用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分析随着改革开放,外出打工成为当今农村主要生活方式之后,农村妇女在稳定家庭和建设新农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没有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就不会有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也不会有新农村的建设。     

文化视域下艺术介入城市的景观系统建构研究

艺术作为城市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它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的一种描述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而艺术介入城市的物质形态塑造,一般包括了“点、线、面”三种类型,且无论是点状的城市艺术公园、线状的城市街道空间,还是面状的城市文娱区域;也不管它们是处于规划阶段,还是未来的建造实施阶段,城市景观系统的艺术化建构始终属于“空间生产”的范畴,差别仅在于前者为“虚拟”,而后者为“真实”。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长株潭新农村景观偏爱模型研究——以长沙光明村为例

通过调查光明村的村民及游客对其现有景观的评价,运用数学中多元回归法原理,建立适合于新农村景观评价的方法-景观偏爱模型。应用此模型计算出光明村村落及村野景观偏爱值核心区间,能为今后新农村建设中景观规划设计时提供参考。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视角

农村信贷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农村信贷的高风险、低收益,缺乏有效的担保机刺和不完善的信贷市场,政府扶持力度的不足,以及金融机构在人才和产品上的投入相对较小。因此,必须。从金融体制上对金融机构在农村的信贷产品供给、风险分散等角度进行突破,并在行政政策和市场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信贷难问题。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转型期农村离婚的类型、变迁及后果

以西部一个乡镇1978-2012年的离婚情况为分析对象,总体分析显示该镇的离婚率呈快速增长态势。依据个体离婚行为产生的主导因素将离婚分为身心缺陷型、性格志趣差异型、性行为越轨型与经济贫乏型,其中经济贫乏离婚,因男性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女性的消费需求而引起的妇女提出离婚成为主要类型。打工经济背景下婚姻价值的嬗变、城乡消费圈的一体化、妇女在再婚市场的优势地位以及妇女离婚的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推涨了妇女基于物质因素提出离婚的比例上升。经济贫乏型离婚的上升形塑了农村离婚区域分布的梯度效应与低洼地带,造成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弱势累积与心理焦虑,对其可能诱致的社会风险与道德风险需要引起反思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