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论明初文人对《文心雕龙》宗经观的接受——以宋濂为代表

《文心雕龙》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经,将文学置于政教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的位置,使文学活动获得了与政教圣学一体性的崇高人文地位,契合了明代复古思潮,也满足了明人在写作方面的具体要求。明前期的接受者多以其儒家的政教中心论为主要视角研究《文心雕龙》,较少涉及到文学的审美性方面。以宋濂为代表,明初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明初文学的地域性特色,反映的是明初文人对《文心雕龙》宗经观的整体接受状况。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代文坛的复古与宗派

明代(1368——1644)文学,小说、戏曲勃兴,而传统文学之诗文则表现出为复古风气和门户标榜,这一直贯串到有明一代。其中八股文,这一新兴文体也是从明初开始·绵延数百年之久,直到清末才废止。这种文体,为士子追求功名,在科举制度中考场必作的文章。明代近三百年诗文可分为几个阶段来叙述.但复古主张与宗派的建立则是一致的。一、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为复古之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多为元末之     

陈子龙与西陵十子考

陈子龙是明末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西陵十子是从明末杭州小筑社、读书社中来,并主要活跃在清初的一个文人集团.陈子龙与西陵十子的交往主要发生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问,时陈子龙任浙江绍兴司理.陈子龙不仅积极提携、推赏西陵十子,而且传授文学衣钵,在杭州一地发扬光大其复古理念.西陵十子作为年轻后辈,在接受陈子龙文学复古理念的基础上,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学特色,并在入清后,反思前期的文学复古思想,表现出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明初诗学的复古意识及其成因

明初诗学有着浓厚的复古意识,论诗论文尊崇前代优秀创作,创作上主张宗古。明初诗学有着如此浓厚复古意识的原因在于明初奉行的文化经典主义、台阁文风鸣盛、鸣治的价值需求以及各文学流派复古的传统与现实诉求,它们共同作用,给明初诗学打上了浓厚的复古烙印。     

明初诗歌中的“元朝情结”——兼论明代文学的分期

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述求,明初统治者高调倡导“元正统论”,明初文人诗歌中的“元朝情结”与统治者的“元正统论”有密切关联,而明初各族属群体对“元朝情结”的表达,情形各异,特征复杂：明初上层精英对元朝的眷慕和上层贵族对元朝的猎奇情绪;元遗民群体对元朝的哀悼与伤怀情绪,这其中色目、蒙古族群及汉族文人各因明初的统治政策而表现出不同情形的感怀情绪;而明代普通士人的“元朝情结”甚至在明代中叶还隐隐若现。迟迟不能退去的“元朝情结”致使明代文学的真正更张迟至明嘉靖时期。一定程度而言,明初上层统治者及上层精英的“元朝情结”对明代文学的分期有着较为内在的深远影响。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     

明初台阁体的生成及泛衍

由于洪武朝君臣关系未谐,加上各地文人群倾轧消长,缔造文治鼎盛的愿望暂时被悬置,而为西昌雅正文学生长让出空间。及至朱棣"靖难"成功,杨士奇等江右文人入阁。他们以西昌儒术的适应性,逐步获取数代皇权的信任,终至形成君臣相得的局面,并顺势推扬西昌雅正文学。因有西昌文学雅正特质的植入,明初馆阁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雍容平和的台阁体,并迅速向朝野推广泛衍。这样,西昌雅正文学便入主馆阁,而敷衍出明初文治之鼎盛。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钱谦益文学观转变及其批评的意义

“四十之变”是钱谦益文学思想和创作生涯的重大转折,自此其文学批评具有了明显的时代意识。他以内心所积淀的朝代变易感认识近、当代文学史,通过对文坛“劫持者”的诘难以改变当时“学古而赝”、“师心而妄”的不良学风和文风,虽然其态度也相当偏激,但在明清转关之际,却有一洗近代窠臼、开启清诗风气之功。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