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5年东北地区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空间整体相关性,探讨东北地区基本生产要素区域内部流动趋势及其空间配置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外流最为明显。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演化特征看,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南密北疏、内高外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全局型Moran’s I指数和局域型LISA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相对较弱,总体呈现低—高(L-H)、低—低(L-L)的人口—经济集聚态势,实现区域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绝大多数微观个体向特定地区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即发生人口集聚现象,同时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形成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文以2000年至2015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人口和经济集聚地区的同一性情况;利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协调性。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一直呈集聚状态,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数值更大,经济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份的空间相依类型相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相互临近,各省份人口和经济比重的匹配度非常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匹配度在持续地优化提升,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应通过弱化户籍制度、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视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高人口经济集聚协调性。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产业集聚、产业协同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北大核心

如何推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协同发展是我国在人口发展深度转型阶段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地吸引人口迁入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牵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探究服务业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十分重要。研究基于2011-2017年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服务业集聚出发,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将服务业中新零售这一新业态纳入考量范围,设计新零售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三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的异质性作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有促进作用并随人口净迁入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变为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却对人口迁移具有抑制作用,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二者未能形成良性共振;劳动力迁移则与新零售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关系,因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所差异,人口迁出地新零售业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回流,人口迁入地新零售业的发展并不利于人口迁入甚至会阻碍人口迁入。研究认为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抢抓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妥善安排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因地制宜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格外关键。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国内外城市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研究1990~2010年间城市增长,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并且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人口迁移通过增加当地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经济集聚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制度性限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     

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国内外城市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研究1990²010年间城市增长,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并且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人口迁移通过增加当地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经济集聚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制度性限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     

人口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综述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集聚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也不再囿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藩篱。从人口学视角考察产业集聚也是一种新的学术探索,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产业集聚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劳动力)作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作用更显著,且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产业集聚:一是不同专业技术知识和特长的劳动力或技术人才组成的专业化人才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必要的优质人力资本;二是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素质人才对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此同时,制造业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同时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点在国外经验性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数据中都得到佐证。     

我国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中心地带,经济总量大且人口密集,研究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系对促进中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本文基于1995-2015年我国中原经济区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时空演变以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发现: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来看,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05,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时空演变看,中原经济区人口高度集中区域范围缩小,经济发展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极化,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人口与经济集聚关系多为协调型和超前型,主要位于中原经济区的中部和北部,其人口、经济集聚能力较强。滞后型地市数量逐渐增多,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从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联结构看,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有所减弱,大部分城市分布在一、三象限,呈现出高-高(H-H)分布和低-低(L-L)分布,区域内人口与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利于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状况研究——基于地级区域的视角

基于“六普”资料,对中国流动人口在地级区域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状况进行研究,在分析过程中着重对比了“六普”与“五普”的差异、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的差异.研究结论如下:(1)从分布特征看,“六普”流动人口的分布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一些重要的人口流入地的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更强”的特征.(2)从空间集聚状况看,显著热点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五普”相比,中国流动人口集聚地最显著的是长三角而不是珠三角.(3)对比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规模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沿海集中连片、中西部一枝独秀”的特点,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跨省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出现明显的圈层结构;省内流动人口分布相对均匀,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省内流动人口数量要远大于跨省流动人口数量.     

2000—2010年甘肃人口分布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以甘肃省为研究区域,以2000、2005、2010年的县级常住人口数据为依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性、人口偏移增长、人口重心迁移及不均衡指数分析甘肃近10年来人口分布特征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甘肃省人口分布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表现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特征,近10年中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逐渐增强,人口重心有向西北移动的趋势,各地区集聚人口的能力发生较大变化。     

兰州—西宁城市区域人口密度梯度变化及内在机理研究

基于SNEF的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揭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的人口密度梯度变化,进而探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趋势,并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来解释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梯度变化的内在机理。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存在的兰州市、西宁市与临夏市三个人口高密度中心表现出不同的密度梯度变化特点,也反映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趋势。兰州市与西宁市呈现出密度梯度上升,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而临夏市密度梯度下降,表现出人口向外扩散的趋势。通过岭回归建立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密度梯度变化主要受城市规模、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第一从业人员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对于密度梯度变化的影响不显著。     

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集聚力与离散力的“博弈”

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初始的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禀赋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首都圈"中心—外围"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博弈"和"对抗"的结果,其中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反映科教实力的高校数量是主要的集聚力,而房价、交通拥堵以及水资源短缺是主要的离散力,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作用最大;该分布格局也是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映,中心超大城市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对高端劳动力和为高端劳动力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均有较大的需求,而首都圈外围城市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今后除了需要遵循城市化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改善和调节上述导致人口过度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及其对比关系,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力推进和实施,加快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差距将成为合理布局人口空间格局,促进首都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分布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文章从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行政、经济、交通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Zipf法则对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交通建设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技能互补、产业布局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完善等对策引导京津冀地区人口合理布局的建议,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基于人口集聚的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关乎东北振兴战略的成效。本文在对一系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路径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集聚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理。建立城市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反映东北地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的截面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直观展现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水平,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的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的长春市以及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为东北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高的城市,同时各省份城市竞争力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对人口集聚以及其他因素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路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于城市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用施加,以人口规模施加的直接效用和公共财政收入施加的间接效用为主,而人口密度虽然也会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综合效用,但是其效用水平低于其他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应进行统筹规划以避免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城市之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应提高人口集聚水平,推动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