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同质婚、交换婚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壁垒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壁垒是测量不同社会群体通婚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究竟有多高?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未重点讨论并进行定量测量。文章利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测量不同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地位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状况。对数线性模型和序列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婚姻壁垒最高的是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年龄组;阶层婚姻壁垒的强度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而增加;收入水平越高的男女双方结婚的概率越高,相比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内部通婚概率更高。婚姻壁垒高高竖起,各类同质婚而非交换婚是当前社会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社会不平等通过婚姻壁垒得以塑造和延续。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现状进行描述。在对中外关于流动人口和婚姻质量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流动女性婚姻质量因素的假设,进而对实证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条件、流动经历、物质条件以及婚育状况等都是流动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实证分析

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从流动人口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和对配偶的满意度来描述流动人口的婚姻满意度状况,并对流动人口各方面的婚姻满意度随结婚年数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夫妻关系维系因素、冲突解决方式、婚恋意愿、权利模式等是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百村调查的发现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九省百村的"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资源理论进行拓展和本土化来定量分析婚姻支付对农村地区夫妻权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婚姻支付和夫妻权利存在地域差异;以婚姻支付为代表的婚前资源对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利有显著影响,嫁妆相对于彩礼的水平越高,婚后非男权的发生概率越大;夫妻相对收入、相对持家贡献和妻子行为自主权也对夫妻权利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时代变迁,农村夫妻权利模式逐渐趋于非男权化,但是夫妻权利在婚姻缔结时就已成较为稳定格局,女性婚后通过个人资源提升权利的空间变得较为有限。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

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越南女性的大量涌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日益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现状、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存在的问题、越南女性配偶的主动身份建构等方面,分别介绍近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几点建议。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中国妇女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分析影响妇女婚姻状态的社会经济因素 ,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 ,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 ,检验各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状态影响的显著性。结果表明 ,居住地、民族、教育程度、收入和地区各因素都有对婚姻状态独立而显著的影响。其中地区的影响最大 ,而其他因素没有系统性模式。对于收入、民族和地区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确立它们与婚姻状态的关系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对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作出一般的分析。其中包括婚姻契约的形成、婚姻市场、婚姻契约的解除等方面。最后 ,文章进一步对中国传统婚姻市场这一个案进行了解析 ,并指出婚姻契约和婚姻市场的共性和中国传统婚姻市场的个性特征共同决定了当代婚姻现象     

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基于主体-伴侣相互依赖模型(APIM),探讨中国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主体效应和伴侣效应，以及相关变量对主体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自身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满意度越低，自身患抑郁的风险越高，即主体效应存在；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配偶的抑郁症状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伴侣效应存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可以有效缓解夫妻自身因婚姻不满意导致的抑郁风险；社会交往活动在婚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将亲子关系满意度、社会交往活动同时置于基础模型中，社会交往活动的调节效应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在“婚姻满意度→抑郁症状”路径中各种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的人口学特征。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

针对建国以来婚姻挤压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讨论各人口学因素对婚姻市场均衡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 :受 70年代以来生育率下降与 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双重挤压 ,使原本就存在的男性婚姻挤压矛盾趋于激化 ,预计在 2 0 1 0年后将经历几十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因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将不可避免 ,并对社会稳定等构成严重的威胁。     

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考察婚姻匹配对第一阶段（1991—1997年）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多数分位数上婚姻匹配对第二阶段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化,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此外,跨期的家庭收入变动分解结果表明同质性婚姻匹配是家庭收入跨期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跨期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及收益测度

婚姻匹配是择偶双方追求婚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相应调整,映射出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婚姻收益以及收益差距的双重转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婚姻教育匹配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婚姻收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婚姻收益反映出的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和变化。从婚姻收益的角度验证中国婚姻市场中个体搜寻潜在配偶的选择依据,并对过去、当前和未来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经济解释已成为婚姻匹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资料分析中国婚姻市场的受教育现状、教育匹配现状及变化特征,同时通过微观数据构建婚姻匹配数据库,使用CS模型对婚姻收益进行测算,考察各受教育水平人口在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和收益差距,从而解读中国婚姻市场在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层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深,适婚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近10年来已出现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第二,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的...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分析,从婚姻挤压的现状、原因、测度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就婚姻挤压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综述,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笔者最后建议从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这两个角度研究婚姻挤压问题。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