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古今交汇、渗透、融合、创新的学术盛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 ,由西方传入的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方法相衔接、融合而为学者们所关注 ,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方法。注重生命和意境的现代新儒家便是典型代表。他们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扬波而起 ,在方法论上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劢讲非理性的直觉 ,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 ,再到牟宗三讲智的直觉 ,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     

朱光潜前期美学方法论

朱光潜前期的美学研究主要综合调和了弗洛伊德、克罗齐、尼采、布洛和立普斯等人的思想方法,在取舍折中中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反映了他的批判力和创造力。朱光潜以移花接木之法,使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相互参证,在比较和消化中创新。他的超脱思想正体现了审美的精神,且与现实互补统一。他还特别注意从感性生活经验和艺术实践中去探讨审美问题,使理论体系与感性体验融为一体,并使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生观相联系,从中实现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融合。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略论维新派对近代科学方法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中国从西方输入近代科学方法始于维新派,他们对实验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运用。但总的看来,只有逻辑方法的引进比较系统全面,而且这些方法基本上还没有直接应用到科学研究之中,然而开创之功与思想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

利玛窦在华传播天学获得成功, 归功于其“基督教中国化”的策略, 即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两个层面, 趋合中国儒家文化, 求得华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他的传教充分展示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中互动、趋同的规律, 昭示着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与创新。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论双语现象发生的文化动因

双语现象的发生是根基于母语文化的传统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等条件之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吸收、融合、互补的最直接体现。从双语现象的历史演变轨迹以及发展趋势来看 ,一方面表现出对不同文化之间互补互动的依赖关系 ,同时又表现出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创新的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是其显著表现。在影响 民国学术的诸种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民国学术领域异军突起,一 枝独秀,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并对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趋近与中国文化创新

本文认为21世纪人类文化的大格局,仍将是多元并茂、互补共进,人类文化、东西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彼此逐渐走向趋近和融合,在趋近与融合中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互补互动、创新发展。汤因比的“世界统一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既不符合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也是不现实的。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趋近与融合的大背景中,必然实现进一步的融合与创新,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融合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

融合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举措。实现这两种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合,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即必须创新高校育人理念,加强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和推进教育内容改革,建立起政策倾斜、课程体系和评价监督等有机结合的保障体系。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之变迁

根据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可将 2 0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考据和实证主义时期 ,时间大体从世纪初到 5 0年代初 ;第二阶段是庸俗的社会学模式 ,从 5 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末 ;第三个阶段是多元发展时期 ,从 80年代到世纪末     

胡适的实在观与方法论

胡适的实用主义实在观高扬主体性原则 ,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倡导实证原则 ,突破了“代圣贤立言”的框架 ,具有呼吁思想解放的意义。他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开启了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     

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中国美学史研究法发微

目前市面上见到的一些中国美学史专著在撰著结构上的缺陷,造成了对古代美学史内在规律的研究欠缺力度和深度的现象.对此,有必要对美学史的修史方法进行某种反思.与西方人的审美经验更偏重人与艺术的关系不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古人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关系.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突破和三次大的会通.     

社会研究方法论比较谈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里,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争论旷日持久.批判理论和诠释理论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发展自己的方法论思想过程中独树一帜,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方法论不存在着隐患.M@韦伯虽然竭力倡导理解社会学,但是他对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样予以高度关注.     

“诗性形态”的浮沉: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以小说为中心进行考察

"文体互渗"是指不同文本体式(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适应以赋予新的结构性力量而生成新的文本,这一文学形式现象实质上标识着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关系而生成的一种存在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文体互渗"超文本作品的涌现,二是"文体互渗"现象的另类镜像。它们皆折射出中国现代作家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共存关系而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状态,即"诗性形态"的彰显与消隐。其"诗性形态"(尤其以现代小说为典型)的浮沉是与现代作家的个性人格、社会时代意识、读者的阅读接受以及文化精神密切关联着的,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价值判断的客观化——对法律方法论根本难题之破解

可以说,价值判断之客观化是法律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难题。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在本质上是一个判决的可预期性问题,由此揭开了人们探寻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之序幕。实证主义、本质主义和个案主义等进路各有优劣,必须在"适合个案"原则的指导下予以安排和协调。由是亦揭示了诸如文化、程序、规范和事实等有利于价值判断之客观化的因素,在"司法目的"的指引下亦可整合达成前述目的之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以及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而其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西史学的异趣问题,主要包括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其精神异同、中西史学的进程和史学家的学术侧重点等方面;二是有关西史东渐的过程和细节,以及输入之后中国学者对其的接受和发展,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即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作整体性、全盘性的论述和专题性研究,即探讨诸如文化史学、实证主义和心理史学等流派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三是有关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问题。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命题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一崭新论断,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而且更鲜明更完整地表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