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1996～2009年我国工业三废数据,运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出能代表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构建了VECM模型,分别采用协整理论、脉冲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FDI、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无论长期短期,出口都加剧我国环境污染程度,FDI减轻与抑制环境污染;在长期,进口减轻我国环境污染,而短期增加我国环境污染;FDI、进口、出口仅为我国环境污染的单向Granger原因.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

一、引言改革开放2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浙江省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据点对中国经济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中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开放,使得外国资本也纷纷选择中国市场。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在近几年高居不下,FDI对GDP的促进作用逐渐成为热门课题。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泰尔指数和面板数据研究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差异。泰尔指数分析表明泛珠三角不同省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差距都在拉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泛珠三角各省区人均GDP的增长对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不同,人均GDP的增长对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均存在正向影响,且基本上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关系。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金砖国家1992-201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GMM的方法检验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环境污染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呈现N型曲线关系,印度处于N型曲线的第一拐点前,中国和南非位于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间,巴西和俄罗斯处于第二拐点之后.总体上金砖国家的贸易开放度的提升会加剧环境污染,由贸易活动引起的经济增长会使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增长、能源消耗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均会对污染物的排放产生影响.     

陕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在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的今天,探索某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1985-2007年为样本区间,以人均GDP为经济增长指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产生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分析环境污染现状,确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协调度分析.研究表明:陕西省环境污染区域差异明显,关中比重大,陕北增速高;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有长期均衡关系,且呈"N"型,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急剧下降.     

湖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定量研究

选取湖南省1985-2006年环境与经济数据,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在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最后通过拟合图得出湖南省人均GDP与主要环境指标之间的拟合曲线并不完全符合典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除了工业废水得到很好的控制外,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均呈现继续增长的态势。     

FDI、金融市场发展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是联接FDI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纽带,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技术外溢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认为,受金融市场发展门槛的限制,当前我国效率相对低下的金融市场,不能为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提供必要的金融环境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北京市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在介绍了近二十年来北京市FDI和经济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利用1987-2005年的有关数据,根据协整理论,对北京市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北京市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FDI对北京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说明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FDI是北京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之不成立。     

我国FDI集聚测度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文章首先从时间序列角度和结构角度对1989—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运用θi指数法对FDI集聚度进行测算,最后将FDI集聚度与GDP增长率进行协整、因果检验,确定了单向关系,并用脉冲响应法对经济增长与FDI集聚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部江西、河南、山西、湖南和湖北五省2005-2011年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对数模型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调递减、单调递增、“U”型、倒“U”型、倒“∽”、“N”型中的哪个形态.由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工业化进程的快慢,致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脱钩的拐点迥异,并且各省份通过拐点的时间有先有后.实证的结果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较大的出入,表明各省在贯彻可持续发展和“五化”同步的进程中摈弃了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Kuznets曲线研究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生活的环境变得每况愈下,环境状况的恶化开始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质量,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鉴于地区经济系统的环境污染路径相异的现实,文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浙江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Kuznets曲线形态,并运用基于VECM框架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三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建议。     

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选择1995—2013年北京、上海和广州FDI和入境商务旅游(IBT)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分析法分析二者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IBT是FDI的格兰杰原因,但FDI是IBT的格兰杰原因在三地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北京的外企数量和外企投资均不是IBT的格兰杰原因;上海的外企投资是IBT的格兰杰原因而外企数量不是;广州的外企数量是IBT的格兰杰原因而外企投资不是。弹性系数分析表明,IBT对外企投资的弹性系数均高于IBT对外企数量的弹性系数,说明IBT对外企投资的带动作用高于对外企数量的带动。北、上、广三地的对比分析表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在上海和广州显著,在北京不显著,但北京的IBT对FDI的带动作用最大,这与三地吸引FDI的城市定位以及IBT的发达程度均有关。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近30年浙江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利用FDI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省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浙江省1985—2008年统计资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一元线性回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而浙江经济增长又将会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浙江要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利用FDI,以促进浙江经济的增长。     

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动态经济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1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使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研究了行业FDI流入引起的部门增长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不同FDI流入量对不同的部门产生的经济效应不一样.通过在产业水平上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发现经济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制造业部门产生的,尤其是低收入样本城市以及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样本城市,这种现象表现的尤为明显.与我们之前期望的相反,服务业FDI并不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在特定的城市经济中很可能导致去工业化.     

基于金融市场发展的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 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移至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依赖。分析发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自主创业门槛值有利于国内企业获取正向的FDI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基于198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金融市场发展决定的FDI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尽管如此,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却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特征。     

我国吸收FDI相对规模的测度与分析：1992-2005

运用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DI／GDP、FDI流入存量／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FDI流入存量／GDP四个指标全面分析1992—2005年我国吸收FDI的相对规模,结果显示,无论是FDI流量还是FDI存量,我国吸收FDI的相对规模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近年来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说明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力正在下降。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FDI相对规模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呈现明显负相关。因此,关于我国吸收FDI规模过大的担心是多余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Kuznets曲线

一、引言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G·Grossman和A·Kureger对此提出了一个环境Kuznets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的假设[1]。该假设试图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他们采用跨国数据说明了EKC的存在,即最初环境恶化程度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达到一个转折点后,将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以下几点:(1)当人们越富有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     

FDI、吸收能力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以湖北省为例

文章以湖北省为例,研究了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并利用1989~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吸收能力的视角对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人力资本、国内研发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趋势,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但在吸收能力指标的考察中,只有人力资本明显推动了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国内研发、出口均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检验中没有发现FDI对内资企业总体上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产业关联视角下FDI出口溢出效应研究——以浙江工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扩长促进了浙江出口的快速增长,本文通过研究FDI对浙江出口增长的传导机制,从实证角度验证FDI出口溢出效应,得出后向关联机制是FDI出口溢出发生的主要渠道、FDI对浙江产业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增加科研投入、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地促进浙江本土企业的出口三个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