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心”解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以“文心”名题,并释曰:“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誉人则“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并曰:“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吐露出对“心”的深爱之情。作者在《序志》篇的“赞”中写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     

论老庄法哲学的中庸态度与虚无主义倾向

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认为,“自然”是人最本然的境界。因此,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应倡导“自然”的统治,即做到“清静无为”,惟此才可望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礼法等则属于人为、有为之物,在老子看来,应服从道,所以“以道统法”;在庄子看来,应属坚决摒弃之物,所以倡导“法律虚无主义”。老庄的这种法哲学思想,一方面以其“有为”—“无为”—“无不为”的逻辑,显示其中庸风范;另一方面,又因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否定,而具有虚无主义倾向。     

《归去来辞》结构谈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一篇脍炙人口,誉满古今的不朽之作。自唐宋以来,研析者,称美者,颇有名家硕士。如:北宋欧阳修就说:“晋无文章,惟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两晋并非没有文章,而欧公之意殆谓堪称妙文者,惟此而已。清代吴蔚文言之更为具体:“晋时如茂先、太冲、二陆、三张、两潘、景纯、束哲,虽称巨擘,然不免以博溺心,以文灭质,惟渊明之《归去来辞》,气体洒脱,千古不刊。”吴梯《巾箱拾羽》也说,“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迄至解放以来,各高校教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首先是“新写实主义”的引入。所谓“新写实主义”，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出的理论。1927年，藏原惟人写《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一文，他要求作家“获得明确的阶级观点”，“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来观察这世界，而把它描写出来”。他所说的“前卫”的眼光，也就是“能够真实地在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观察这个世界者”。藏原又提出，必须“从过去的写实主义继承着它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把现实作为现实，没有什么主观的构成地、主观的粉饰地去描写的态度”。此外，藏原惟人还在其它…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黄寅１．“中”之概念考诚如中哲史家陈荣捷所说：“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形，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无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     

“义利之辨”新议

“义利之辨”新议孔庆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义利之辨涵义深广．但从法的价值论上看就是公平与效率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利之辨是法的价值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重大课题。儒家思想在义利之辨...     

史有遗贤,而文章无穷——邵祖平先生《词心笺评》略评

一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道:“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其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诚乃至理之言!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多少人空怀满腹经纶,然因时运不济、命途多蹇而沉沦下僚,直至湮没无闻;惟文章使他们名留史册。野有遗贤,史     

陆机《文赋》三题

一、意中之物与意中之文《文赋》小序中,陆机提出了“物”、“意’、“文’三个重要概念。关于三者的解释,较早,清人方廷珪是这样说的:“意,文之意;称,似也;物,即所赋之物;文,词也。”①按方氏的看法,这里的意,即文章的内容;物,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文,是文章中言词,即形式要素。由此,“物”、“意”、“文”三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下面的公式:     

如何理解“以事观之”——答王西平同志

本文着重对有关“事”的哲学意义的不同看法作出若干回应。“事”的考察首先涉及事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之所“作”,“事”并非凝固不变、仅仅以某种现成的形式存在。与人自身的存在会经过一个从早年到晚年的过程一致，人所作之事也存在相应变化。同时，尽管事在因人而作这一意义上不同于本然之物，但二者并非毫无关联。事非凭空而起，而是以物为对象；物则通过人之所作而进入事，由此扬弃其本然形态。作为“物”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日光、空气”等自然对象与人的互动，也应作具体分析。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空气、阳光等自然对象之满足人的需要不仅涉及新陈代谢意义上的自然之维，而且也与人的多样活动相关。就本然世界、实在世界、现实世界的分梳而言，所谓本然世界，主要指尚未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没有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为人所作用的存在；所谓实在世界，在宽泛意义上指不依赖人的存在；所谓现实世界，则是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人所作用，并对人呈现多重意义的存在。进一步看，需要区分形而上层面的逻辑论述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假说，哲学应以科学为根据，但不宜还原为科学。     

谈音乐欣赏的情感体验

情感是各种艺术所共有的特征,诗歌、戏剧、舞蹈、绘画、雕塑、音乐皆是如此。然而在这诸多艺术门类中,惟音乐对情感的要求最强烈,表达最特殊,体验最富于主观性。古《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指明了音乐情感     

传统儒家人—物役用关系的多元诠释及其现代价值——以“络马首，穿牛鼻”问题为中心

“络马首，穿牛鼻”是《庄子》表达其天人之思的基础问题。在儒家系统中，这一问题被转换为“服牛乘马”问题，其诠释过程呈现出思想发展的内在互动和多元演化。先秦两汉，儒家“圣人说”与“受命说”奠定了人—物关系的权威秩序，赋予人与马、牛役用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宋明时期，儒家“天理自合如此说”“用物之道说”建构出人—物役用关系的新论述，背后则是本体论、工夫论和价值论互嵌交织的深层结构。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儒家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域重新审视自然与技术关系，“络马穿牛”问题背后的人—物役用关系亦被纳入其中进行反思与新诠。“络马穿牛”以及“服牛乘马”问题既是观察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人文窗口。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辩正——与王立功同志商榷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人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这句话,文意非常清楚明了,本无辨正可言,但读了《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二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王立功,以下简称《新析》)一文,反而叫人难以理解了。他认为,孔老夫子说“不移”并不是说“不可移”,而是说“可移”。这便是《新析》一文的“新”之所在。这里,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孔夫子不认为上智和下愚“不移”,而认为“可移”,那他直接说“移”足矣,何必言“不”?以己之愚见,《新析》所析者,非孔子之本意。现提出来与作者商讨,辩明是非,以免舛误。     

中西移情说之比较

“移情说”作为近代德国美学界的一个重大新发现，在西方各国的美学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朱光潜先生又把它翻译、介绍到中国，这同样引起了国内众多文艺理论家的关注，并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在大家都众口一辞地用“移情”阐释审美体验特点时，却忽略了面对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概念所具有的不同意义。作者旨在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理清“移情”具有的不同意义。“移情”离不开人：物，但西方的移情强调把人的整个精神特征注入到外物中去，由人及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凸现主体；中国的移情也强调人，人的情绪特征与外物的融合，但这种情绪是由外物唤起的，由物及人，人消解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整个过程中。文章着重分析中西移情这种非主体与主体的差别，并进一步探讨差别产生的原因。     

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日本文学理念“物哀”试析

“物哀”是日本文学重要的理念之一。文章先溯其源，简要地阐述了“物哀”理念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分析了“物哀“的成因及主要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物哀“在现代文学中的表现及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影响等问题，以期达到提高日本文学的欣赏水平、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之目的。     

集中学生注意力方法初探

“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工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新蒙古》月刊中所记之“外蒙古”

《新蒙古》月刊是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难，蒙、汉学人于1933年“百灵庙大会”之后，筹备创办的月刊杂志，宗旨是：剖析蒙古问题之实情，介绍国内外对于蒙古问题之研究，宣达中央处理蒙政之方案，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蒙古之真相，促成汉蒙民族之团结，以共致力于解放运动。《新蒙古》月刊以刊登有关内蒙古问题的文章为主，间或也刊载了不少与外蒙古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蒙古问题的重要史料。     

论“天赋人权说”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一些关于人权的书籍,发表了一些研究人权的文章,这是人权研究领域在我国出现的新气象。惟这些书籍和文章仍视“天赋人权”为资产阶级学说加以反对,至今尚无人敢于对此禁区进行研究,亦无有关文章发表,此实为人仅研究领域之憾事。本文试作探索。 一、“天赋人权说”之缘起 “天赋人权”即Natural Rights,直译是“自然权利”,以前的中国人按本国习惯译作“天赋人权”。“自然权利”为荷兰法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格老秀斯(Grotius,Hugo,1583—1645)所创用,他同时对人权也作了某些解释,因此后来的法学家们公认格老秀斯是“天赋人权说”的创始人。被列为创始人之列的还有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士(Hobbes,Thoms,1588     

韓非《解老》、《喻老》篇新释

韩非是先秦一个进步思想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自然观也是唯物主义的。这在《解老》、《喻老》两篇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有人认为,《解老》《喻老》并非韩非所作。《韩非子》《五蠹》篇反对所谓“微妙之言”,《忠孝》篇反对所谓“恬淡之学”、“恍惚之言”。《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可见《老子》的学说,正是“微妙之言”、“恍惚之言”。韩     

论魏晋“天地之教”

文章由名士山涛对嵇绍的开导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引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即名士们或借助于从天地自然万物中引伸出的某种含意来启发人，或学会自身对天地自然万物的观察理解和领悟来明白事理；这也是传统“圣人行不言之教”的延续。文章进而指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是对魏晋名教的否定和超越，故也称之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文章最后对名士们如何展开“天地之教”、欲得‘会心处”作了诠释。     

“不解丹青追世好”——苏轼论艺术创新

苏轼反对文学创作的雷同。他写的《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文字: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这一段文字是批评王安石的。王安石的一些散文,言辞犀利,说理透彻,不失为好的文章。苏轼认为,他的毛病“在於好使人同己”,要求天下人的文风和自己的一个样。这就使得文坛象盐碱荒滩,黄茅白苇,一望无边,十分单调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