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理论

“村社”理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俄国村社及其前途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民粹派均有着重的论述。其中，马克思与民粹派的论述有着明显的异同，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惑。为释解这种疑惑，本文对民粹派的论述作了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的评析，希图从这一角度去全面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俄国村社的理论。     

俄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考探本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思考。恩格斯一直认为推翻专制主义制度的革命不会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序幕 ,而认为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 ,俄国推翻专制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欧洲无产阶级普遍解放的一个不可缺乏的先决条件 ;俄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乃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只能是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坚决反对将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搬到俄国 ,认为俄国的村社完全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不是指俄国的传统村社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指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村社有可能走一条独特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帮助下实行社会主义变革。20世纪苏联、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具有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它不能验证“跨越”理论正确与否。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有可能跨越某一发展阶段，但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方式的变革是不可以跨越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有助于我们把握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试析俄国民粹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观

文章通过对俄国民粹派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分析,指出其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东方特有的村社传统和共聚性思想,且糅合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而其理论的主旨在于强调个体在社会主义集体中既要和谐相处、又必须得到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与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分歧

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本文不同意有的论文提出的马克思倾向俄国民粹派观点的看法。认为，在整个理论框架中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其对早年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又一次创造性运用，并使之完善和丰富。     

俄国革命民粹派运动前期史述要

俄国革命民粹派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其基本力量是一批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民粹主义学说,它的基本点大体是:农民是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应由知识分子领导农民实行社会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以小农经济和农民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民粹派运动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阶段的运动具有反对封建农奴制残余、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传播民主主义的革命意义,因此历史上称为“革命民粹派运动”。列宁指出,这个时期的“民粹派     

马克思：消灭俄国村社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西欧公社和俄国村社同属于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但两者的命运和前途却不同:前者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消亡了,后者却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至今。有人认为俄国村社注定要"自然地死亡"或人为地消灭它,马克思则作出消灭俄国村社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论断。认为可以通过俄国革命挽救村社,使其获得新生而成为俄国社会复兴因素和社会主义的起点。     

谈马克思关于俄国村社结构的理论分析──兼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引起的思辨

“苏东问题”的发生和我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使马克思基于对俄国村社结构的研究而提出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更成为理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俄国村社结构的理论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概述了马克思“跨越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我国学术界近几年就马克思晚年研究俄国村社结构和东方社会形态而提出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试图解答国际共运所遭遇的挫折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新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与俄国民粹派分子有过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战：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次论战中阐发的理论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与方法,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其二,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既维护农村公社又力图推翻专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探析

在阐述马克思村社"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以中国、俄国和印度等国家为例,对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进行探讨,得出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长期、普遍、牢固存在是东方国家专制性特征的牢固社会基础的思考,并就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成为东方国家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原因问题展开论述。     

俄国村社传统与法律文化--1917年前列宁法律思想探要

村社制度是俄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风俗习惯是其法律最主要的渊源,土地公有定期重分、连环保、集中居住、村社民主、身份等级制、中央集权是其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农民与土地分合运动规律反映了俄国这个半亚西亚国家村社法律文化.列宁早期关于村社制度的法律思想,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逻辑依据─—兼论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依据生产力标准，对印度社会和俄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作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由于历史限度，他的东方社会理论也留下了许多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的课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超越与退却──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比较

本文比较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旨在探讨揭示像俄国、中国这样的刘、农结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一、马克思的“困惑”与他理论研究的深化1842年，马克思初次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他一方面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对于先进的欧洲国家首先对于英、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承认现有的知识和以往的研究不容许他对法兰西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妄加评判，我们不能用一句话解决在由两个民族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首次面对他不能解答的社会主义之谜。“’为此…     

俄国民粹派与马克思晚年探索

文章从俄国民粹派与马克思晚年探索之关系为问题切口，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动向。尤其是对俄国民粹派与晚年马克思在俄国前途问题上的看法之异同的论述，更有新意。     

马克思“跨越”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跨越”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蕴含着“三个转变”，即：研究视角从国家民族层面到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变，对俄国革命的预期从外生到内生的转变，以及作为前两个转变的结果，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这一内在逻辑转变过程对于探寻和理解“中国道路”有三点方法论启示：一是要注重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和研究，二是要注重对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分析与把握，三是要用“世界历史”眼光看待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之管见：与孙宝林,徐久刚两现场商榷

孙宝林、徐久刚同志分别发表的关于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文章，各有合理与偏颇之处。非资本主义道路想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具体论述上虽有不同，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既非对设想的简单验证，又非与设想绝对无关。我们在肯定马克思这一设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不能把马克思理解为主张”落后优势论”的民粹派。     

马克思俄国公社命运的基本思想———读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四篇“复信草稿”的基本思想是:俄国公社的命运完全不是如民粹派领导人奢望的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事实上她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水村资本化的进程,要缩短它痛苦的路程,先决条件是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爆发,并能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一思想,实际上指出了“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应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把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进行了相当精辟的阐述.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傅永军一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在晚年以东方社会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俄国、印度、中国）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状况以及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     

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

俄国社会在古代类型公有制基础上，以世界市场为中介，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的卓越贡献。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已有７０多年的历史，从理论上反思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得失成败的内在联系，将会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也会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