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歌形式的渊源关系

时调与中国古代六句体诗在形式上存在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事实上时调产生的前后,六句体诗歌的创作在朝鲜相当活跃,时调作者也创作六句体诗或以六句体诗翻译时调,这证明在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中国古代六句体诗歌的形式因素。     

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的形式比较

时调是韩国古代代表性的母语短诗,过去学术界也曾经注意比较过时调与绝句的形式,但更注重比较时调与韩国本土母语诗歌的形式。不过事实证明,在形式上与时调最近的是中国古代六句体诗(三韵)。这种形式的相似性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六句体诗的形式因素。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论李奎报诗歌创作历程及其艺术风格

李奎报(1168～1241)是朝鲜高丽时期最有才华的民族诗人,也是在朝鲜中世纪的文学发展史上独辟蹊径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泰斗。在名家辈出群星争辉的高丽诗坛上,他以高超的艺术才能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自己民族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谈《补闲集》中诗歌理论的实用特征——兼与中国诗论比较

朝鲜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研究朝鲜学的同时,兼与中国有关文化现象比较,不仅对理解、推动朝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而且可以发现其独特性。在世界许多民族相继消亡的过程中,朝鲜民族仍能以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方式、文化心理生活在世界的东方一这本身,就是对朝鲜族优秀文化的肯定。朝鲜古代文学是朝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朝鲜汉文诗发展到高丽时期具有相当规模,作家作品辈出,迫切要求诗评的出现,诗话形式便应运而生。此时的批评虽缺乏完整的系统,但主要是印象式的将理论批评与具体作品融合为一的典范。它避免了没有实践的理论的空洞,将理论融合在一系列作家作品中,诗话本身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崔滋的《补闲集》就是高丽时期重要诗话之一。将高丽诗话与中国诗论比较的可能性在于:高     

韩国高丽朝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

韩国高丽朝诗学在诗歌理论观点上深受中国诗学的影响,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高丽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与运用,充分体现了朝鲜民族的审美意识特征,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     

朝鲜十三世纪杰出的民族诗人李奎报及其创作评述

李奎报(字春卿,号白云居士)是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前半期朝鲜(高丽)杰出的民族诗人、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李奎报在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涯中,通过诗歌、散文、政论和评论(诗论)等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和著述活动,显示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卓越的艺术才能,为朝鲜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和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的创作,不仅是高丽和李朝时期的文人,而且是现代的文学史家都作了高度评价,他们有时把他比做高丽的李白或杜甫。     

漫谈朝鲜语和满语的共同成分

公元六六八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时,它的疆域东北至成兴以南,西北达大同江以南。公元九一八年,高丽王朝建立时,辖境一时竟扩大到鸭绿江沿江地带和咸镜一带,但不久又把成南一带还给了女真人。当时的朝鲜北部地区,实则为女真人住地。在此历史过程中,不少女真人归化于高丽,有的被“召致于京”传授女真语。高丽的医师和银器匠也到女真人那里服事。到十五世纪,李王朝开拓六镇之后,朝鲜疆域才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以南为界。高丽王朝曾往北方移过不少民,但真正大量的移民,是从这时开始的。高丽王朝和李王朝,相继跟女真人互相出兵争夺地盘,发生过不少战争,但也有时共同对付契丹、蒙古人的侵略。女真人经常到朝鲜经商贸易,朝鲜人则在北方建立贸易所跟女真人交易。这样,两个民族的交往日趋频繁,甚至“咸吉道女真子弟中解女真     

李德懋诗作:民族自省意识

李德懋作为立志于"兼济天下"的道德实践者,以诗歌的形式,既揭露侵略者的凶残、野蛮以及种种社会罪恶,又歌颂朝鲜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与民俗、民风的淳朴,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文化寻根意识与忧国恤民意识。     

用“高丽棒子”称呼韩国人是怎么来的

<正>随着"萨德"事件的发酵,"高丽棒子"一词再次在网络、民间频现,虽然媒体上不乏冷静的呼声,但收效并不明显,毕竟这个称呼由来已久。中国人对朝鲜人称为"高丽棒子",有多重说法。有说法认为,"棒子"是指朝鲜人种的玉米,但其实朝鲜南部多种水稻,北部多种小麦,玉米传入朝鲜半岛较晚,故种植并不广泛。还有说法认为,伪满洲国时期朝     

《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

朝鲜古代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原因,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深远。但是,朝鲜文学在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能动的。它努力发展民族文学特性,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总是有选择地吸收中国文学的精华是其突出特征。朝鲜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接受也是如此。“朝鲜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利用,第一,重在实用上。第二,重在实用上。第三,重在诗歌方面。……具体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以诗话形式出现的文艺批评很感兴趣,在文学批评上,他们采取的主要形式和取得的成就,就在诗歌上。”那么,作为朝鲜古代文论的主要形式一朝鲜诗话是如何     

二十世纪初朝鲜族唱歌初探

唱歌,①是二十世纪初盛行于我国朝鲜族人民之中的韵文诗歌,指的是用现代乐曲谱成的歌词部分。唱歌这种诗歌形态,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它于二十世纪初传到我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民之中后,作为一种真实反映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主要文学形式,很快就传播得十分广泛。笔者出于继承朝鲜族诗歌创作传统的目的,想通过本文对二十世纪初流传于朝鲜族人民之间的唱歌作品(主要以笔者收集到的作品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及其文学地位作一初步探讨。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爱国之歌：朝鲜诗人黄玹的诗歌创作

黄玹是一位现实主义的爱国诗人，他始终把眼光投向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他的整个诗歌具有史诗性质，爱国主义情操贯穿于其全部诗歌之中，爱国仁人志士、人民就是他的诗歌歌颂的对象。追求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是黄诗歌的显著特点。他以爱国诗篇装点了李朝末期的朝鲜诗坛，深受历代朝鲜人民的喜爱。     

小说作为生活与艺术的结晶——英国小说演绎

在英国,小说(novel)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现于十八世纪上半期。自那时起,它一直是读者喜闻乐见和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文学形式。不过,在福楼拜的作品问世之前,很少有人认真探讨小说艺术。在英语小说家中,也只有亨利·詹姆斯在追随福楼拜小说的艺术。过去,有人认为,早期英国小说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     

新罗人的乡歌功用观浅析

在朝鲜古代,乡歌的诞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国语文学的开始。新罗人认为作为一种民族诗歌形式,乡歌有很强的审美功能和社会价值。尽管三国以后文艺快速发展,但人们在文艺的社会功能方面依然存在着神秘主义的观念,这无疑是当时人的世界观在文艺观上的反映。在文艺实践中,朝鲜新罗人还发现文艺有明显的审美教育作用和达意宣志的作用。新罗人的这些乡歌观,为以后文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入居中国的高丽人

清代咸、同以降朝鲜人之大规模移入中国,是近年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元代高丽移民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是历史上朝鲜移民进入我国的高峰期之一。本文概要地阐述了大蒙古汗国至元朝期间,高丽人大批进入中国的诸种原因、移民构成、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以及数量估计、对两国产生的影响等。学术界对中国朝鲜族的形成期看法尚有分歧。作者认为元代高丽移民,与当代中国朝鲜族并无直接渊源关系。     

悲壮的祭礼与从容的运作——新时期诗歌文体演革回顾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诗歌乃是审美感知力最为灵敏的一种。这不单是因为每一个民族都赋予了诗歌以最优先地表达他们民族心声的权力,而且更由于诗歌作为最古老和最年轻的艺术形式本身天然地具有着强烈的变革性因素。它总是能够以极为迅速的应变能力去适应不断调整变化的民族心理,每当人类的思维与审美感知方式发生着某种深刻变革的时候,它总是成为一种最为鲜明的外在标志,并率先引导整个艺术形式的革命。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文体的显在革命不是以诗歌为先导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