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唐代文宗朝党争问题

唐文宗朝的党争是唐代政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政治事件,也是预示着唐代政局由中唐转入晚唐的关键性标志之一。传统所谓"牛李党争"的提法不仅不符合史实,还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比较确切的称谓应是"二李朋党",而这场党争其实是在唐文宗朝才真正爆发的,它以"甘露之变"为界,分为大和党争和开成党争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且各具特色。文宗朝党争深受当时政治体制及其演变的影响,是一种体制内权责矛盾的产物。     

评《牛僧孺年谱》

评《牛僧孺年谱》张固也朋党之祸，最著者为中晚唐之“牛李党争”。当时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宋有“牛党多小人”之旧论，近出“李德裕无党”之新说。以致学界于“牛李党争”一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丁鼎教授《牛僧孺年谱》（２１万字，辽海出版...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兼与胡如雷同志商榷

牛李党争是唐代后期政治史上一大聚讼的公案。对牛李两党是非功罪的评价,历来史家各有轩轾。胡如雷同志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载《历史研究》七九年第六期)在批评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说法的基础上,对牛李争执的焦点、两个朋党的社会基础,党争发生的时间、两党的是非优劣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八二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的傅璇琮同志的《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同意胡如雷的基本观点,对牛李党争问题也作了切实的分析,其中有些新说理据充分,足以推翻陈说。胡、傅两同志都高度评价李德裕的历史功绩,他们“曲牛直李”的估计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就     

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

一、引论 在两宋政治生活中,朋党之争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其持续时间之长,党祸之惨,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不能不令后世学子给予重视。 两宋党争自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吕(夷简)交恶而肇其端。大而言之,有宋一代     

论两宋党争对宋诗的影响

本文探析两宋朋党之争对诗人生活经历、创作心态、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的影响。认为在党祸、诗祸的惩戒之下,诗人们由满怀热情参与现实斗争走向了力图超越人生困苦、逃避政治斗争的另一方面;宋诗由干预现实走到了诗人们不愿作诗、不敢作诗的另一面;宋人不是不懂形象思维,而是不敢运用比兴手法。宋诗造意深微,闲淡枯槁的特色,与两宋党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宋激烈残酷的朋党之争是宋诗特色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长庆元年复试案的党争背景考论

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史学界引证和争论频度相当高的事件,全面考证有关史实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此案是唐后期弑君立君宦官势力集团通过培植朝臣朋党势力维护既得权益与尊君削藩势力斗争在权贵操纵科举中的外在表现.李德裕并非此案中的关键作用人物,但是他一向维护君国利益,因而成为朋党势力斗争的牺牲品.许多学者认为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后期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之起源,而且将其归因于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的个人恩怨,这是值得商榷的.     

唐代科举制度和牛李党争

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与科举考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座主与门生,同年,同门等官场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都是伴随着科举制度而出现的,这些关系的产生为新官僚结成帮派提供了土壤。唐代历时最长、斗争最烈、范围最广的"牛李党争"也是由科举取士事件而开始结怨。综观牛李党争的过程,科举的兴废变革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在唐代党争中,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士人相互排斥,相互争权夺利,意气用事,只知维护自己的小集团利益,以派系的观点代替正确的政策。     

传统谱学在晚唐党争结局中的衰落

谱学属史学别支,谱系之作实为历史档案。家族谱牒是记载宗族历史、谱系的文献,起源很早,形式多样。帝王、诸侯称世本、玉牒,普通称宗谱、族谱、家谱。六朝时极为发达,居官、婚嫁均以此为主要参考,政治作用较强。晚唐宫廷政治中的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速了大唐王朝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数十年间的牛李党争之结局,使得谱学逐步衰微,后世谱牒除玉牒之外,其余均失去政治上显光的作用。     

长庆元年复试案浅析

唐朝的朋党之争,是由来已久的事。但就其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多、影响之深来看,便是所渭的牛李党争了。有关牛李党争的缘起,史家们的意见不尽一致,目前最沆行的看法有二种:其一,发端于元和三年的策试案,至长庆元年三月的科场风波,双方的斗争由隐伏转成显明,由和缓变为激烈;其二,长庆元年三月的复试事件,才是二党结怨的开始。我对上述二种意见,都不敢以为然。为此,现就长庆元年三月的科举复试案,试行一点粗浅的分析,希望大家斧正。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朝鲜朝与明朝党争特征之比较

朝鲜与明朝都产生过较为激烈的党争,且影响较大。与明朝党争相比,朝鲜党争的性质更为清晰。朝鲜公论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争成员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党争基本上起源于士大夫内部的分化,其中朱子学思想和观点的分歧在党争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而明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党争参与者的身份多样,各种派别在皇权的制约下相互牵制和抗衡,阳明学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对官方朱子学产生了冲击,也对明朝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与明朝党争的比较,更容易发现朝鲜王朝党争的特殊性。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 ,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有关这两个党争的性质的探讨却不够深入 ,本文在分别分析了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的性质后 ,又对比了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期的这两次党争的异同 ,指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 ,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 ,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     

范仲淹集团“朋党”问题辨——以腾宗谅事件争议为例

“朋党”问题在宋代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宋仁宗景祐年以降,关于范仲淹集团的“朋党”纷论为一时之湖.本文将焦点集中在庆历年间引起朝廷激烈争议的腾宗谅事件与范仲淹同仁的联系上,意在以滕宗谅事件为平台,着力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范仲淹和同仁的观点与作为展开细致梳理,对事件有关联作用的其它因素特别是宋仁宗的态度进行深层次触摸,目的是辨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对范仲淹集团的“朋党”之斥是否为公正之指陈.本文认为,范仲淹及同仁确有集团意识,但是其行径无“朋党”之迹.     

波谲云诡中的同行者——东林党之于张居正改革的矛盾心态探源

张居正改革一方面延缓了明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党争。作为党争一方的东林党人对张居正改革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体现了其在探索济世救民道路上的矛盾心态。     

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1 两汉时期,经学大盛,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但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封建割据倾向也日益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日益激烈。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发展为桓灵之间的“党锢”之祸,大学生大批被杀。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加速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经学盛而转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汉末士大夫阶级臧否人物,品题高下中产生出来的意识上的虚诞清谈,终于代替了汉代的烦琐经学,而在思想界成为主要潮流。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东汉王朝瓦解,儒家经学受到打击,这对清谈的发展更为有利。经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