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视域中的“学”——为学与成人

“为学”在宽泛意义上既涉及外部对象,又与人相关, “成人”则指成就人自身.狭义之“为学”主要与知识的掌握和积累相联系,以“成人”为指向的广义之“为学”则以知与行的统一为其内容,这一视域中的“为学”与“成人”相应地意味着在知与行的展开过程中成就人自身,其中既涉及本然、当然、实然的关系,也关乎本体与工夫、性与习的互动.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霜叶红于二月花——论杜牧诗的艺术风格

晚唐的诗歌创作,向来为不少的论者所鄙薄,被贬为唐诗末流。如严羽所谓:“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沧浪诗话·诗辨》)这个评价是不公允的。诚然,唐末社会动乱,政治腐败。作为这一特定时代的反映,晚唐诗作再也没有盛唐时期的雄浑气象和博大胸怀,直面人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船山师友记第五(续第九期)

伍先生定相伍定相。字学父。一字玉铉。衡阳人。万历时贡生。十三岁。即通诸经性理通鉴诸书。稍长。益纵览群籍。褐衣敝屣。授徒以养母。动静语默。必与横渠延平两先生相吻合。邹泗山先生称之曰。居敬穷理。实践虚求。伍子一人而己。为学综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以淹贯为主。船山之学所由本也。早岁喜吟咏谓诗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诗于文。则文不宣理。合文于诗则诗不达情。因选汉魏来十一代诗文。各成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孔壁藏书为圣道存亡关键论

自祖龙焚书而古籍几不能存于后世。其幸而获存者。则以有孔壁之藏故也。然则是藏也。岂非天人相感。圣道存亡一大关键哉。何以不藏易也。知其以为卜筮之书。现医药之书所必不焚也。何以不藏诗也。知其为民间歌谣所习。而无庸藏也。且三十六郡之分。独留卫辉不与卫为天下之中。而国风独多于卫。人尚中声而传习之徒独众是以三百篇之言。早留于天下。其在百家之言存于私室。焚之或有不能尽其为天下公言。煌煌如尚书春秋礼乐论语孝经者。概为灰烬矣。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孝经之晚出。则全以藏于扎壁故也。知孔壁一藏为存六经特典。而其不焚者。则亦不藏。此间天人相感之故匪易易也。而后世之陋儒犹欲破坏孔壁中书。噫其逆     

名他人之学

史记信陵君列传:「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案项羽本纪,谓羽于兵法不肯竟学,而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项王一篇,疑亦他人之兵法,而项王名之者。项羽百战百胜,固由其天才之高,亦必不得略无法度。汉高祖征英布,望布军置阵如项籍而犹恶之,则籍兵法之精可见。窃疑羽少时未肯竟学,逮赳兵后,又未曾不得进兵法者之教也。此古所谓学于其臣者欤?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荀子的《诗》学思想

荀子融合了儒、法两大思想,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偏重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荀子的<诗>学思想特征与其整体思想相一致,主要表现为:以<诗>循道,重视<诗>的教化作用;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学以致用;遍引<风><雅><颂>,以实践倡导<诗>之功用.荀子引<诗>具有浓重的政教色彩,大多属于断章取义,表现出通经致用的特点,客观上为汉代<诗>学奠定了基础.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曾巩思想的理学特质

江西才子曾巩，名厕“唐宋八大家”之列，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其文章之剽势奔放，雄浑环伟”，“衍俗雅重，自成一家”，犤１犦前人及时贤对此述之备矣。然对曾巩思想特质的阐发，则罕见文字。犤２犦事实上，与其同时代的文豪一样，曾巩是一位颇具深度的思想家，且就其思想特质来说，已有浓郁的理学因子，宋元时人即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者，如刘埙称其“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则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盖以于其周（敦颐）、程（颢、颐）之先，首明理学也。犤…     

释“粤”

释“粤”何科根广州所在地的“粤”，作为一个地域观念，它的命名理据是什么？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粤”尽管许多学者指出，与“越”相通，但实际上，“粤”与“越”有所不同。“粤”自古至今，主要用于指称地域。“粤”亦用以指称人，...     

丘崧甫的咏《红楼梦》诗

《岭云海日楼诗钞》丘逢甲诗后还附有其三弟丘崧甫同时所作诗一首,于《红楼梦》之艺术、曹雪芹著书之动机,颇有发明。其诗云: 五十首诗如贯珠,二十五人如可呼。笔端有泪向公子,悲歌感慨倾城姝。眼中忽幻荣宁     

粤词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粤词是中国词坛一个重要板块,自晚清以来,粤词的基础文献整理工作已取得一定收获,但还远未完成,作者生平研究也不够充分；有关宋至清中叶的粤词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崔与之和屈大均的创作上,陈澧的词作及其词学也颇受关注;而近代以来粤词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特别是梁启超词作及其词学一直是论者关注的热点,民国词人陈洵、詹安泰、饶宗颐等的创作及英词论也得到了较充分讨论.总之,粤词研究已积累一定基础,但研究视野不甚开阔,系统性和整体性明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     

论杜濬其人其诗

杜（1611年—1687年）原名沼先，字于皇，号莱村，湖北黄冈人。明亡，效陶渊明而改名为，晚年号水东。于皇当时诗名很高，清初有“诗古文推于皇第一”①的盛誉。吴梅村云其诗“一气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峰入飞鸟”②，并说自己的五言诗学了于皇才得以提高。王士祯更是把于皇引为知音：“诗成吟望无人会，写寄黄冈杜水东。”③于皇诗论和诗都有较高的成就，是“明遗民诗人之矫矫者”④。本文拟对于皇其人其诗进行初步探讨，以表达今人对这位湖北乡贤的尊崇。于皇七岁入塾读书，常与师友“酌论文，徘徊于忠臣墓之卜”，以求“异时通显建树”⑤。…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于“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于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它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重，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它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