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中期政局与日本文官官僚制度的确立

本文以太政官时期的官僚的任用、《文官试验试补及见习规则》以及《文官任用令》为线索,探讨和研究了近代日本文官制度的确立与明治初中期政局中藩阀、政党以及日本内阁建立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近代日本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与日本的政局-藩阀政治、政党制度以及议会和内阁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观点;近代日本文官不仅仅包含有经过文官考试而成为职业文官的集团,也包括着随政局变动而更迭的文官官僚。     

晚清的幕府与官僚制度

对中国幕府制度及其有关的问题历来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通过对晚清幕府与官僚政治制度间的关系及其变迁的探讨，表明当主导制度趋向衰败时，幕府辅佐政治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但其汲纳储育人才的功能却弥补了主导体制的不足，为官僚政治输入了大批适应时势的优秀人才。同时，由于幕府人才打玻惯例步入仕途，由幕宾转化为幕僚，遂促成幕府制的实质性变更，而清末主导官僚制度的变革成为最终导致幕府制趋向消亡的主要因素。     

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演变及其对政治体制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思潮是政治体制变革的基础,而政治体制的变革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社会思潮是指大多数国民具有的、形成时代主流的意识与行动,而政治体制则是指各派政治力量构成的国家政权及其运行机制。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历程和现状

本文认为,现代政治发展的进程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发展的状况如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发展中,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的发展是重要的一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政治发展最重要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全力推进经济发展,二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全力推进政治发展。在这两者之中,重点是推进经济发展。因为历史发展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形式,可以说都尝试过了,但是鲜有成功的例子,其主要的症结就在于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保证一定的政治形式稳定地存在并运转,因而,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

一、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以及有关资料或论著中,在论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段历史时,其中都有这样一句结论性的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基本确立……”。或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毛泽东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本文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以及毛泽东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唐朝前期俸禄制度的演变

在唐代,官员的俸禄包括禄米、俸料钱、职田和禄力四项。唐前期的俸禄制度虽沿袭隋制,但又有不少新的变化,在新的变化中逐渐整齐划一,并相对完备。开元二十四年月俸制的建立标志着唐代俸禄制度的完善。唐代的俸禄制度屡有变动,且相对复杂。在前期主要有武德制、贞观制、乾封制、开元制,俸禄数额、发放依据、俸禄来源都在发生变化。从京官和外官两个系统入手,重点分析京官与外官各项收入的比重大小,可以发现京官俸料钱收入比重大,外官职田收入比重大。     

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批判

在近代,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走向崩溃和清朝统治的日趋衰微,封建官吏的腐化、无能、贪墨、骄横、残暴、也日甚一日。长期来我国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这时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封建吏治的败坏,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因此,我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们在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批判封建制度的时候,往往首先对封建官僚制度展开批判。 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们指出,封建官吏之所以普遍无能,贻误国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造成的。 自隋唐以来。我国封建官吏的选拔主要通过科举。在清代,官吏大多数是靠所谓“科举正途”选拔…     

美国:在多元政治体制中活动的经济学家

随着国家管理经济生活范围的扩大,美国参加政府工作的专业经济学家人数不断增加。这是二十世纪中叶大多数社会都具有的惊人现象之一。不过由于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府,官方和它所任用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现代中央集权国家。譬如美国的财政政策本由行政方面提出建议,但最后制订联邦税收政策和支出计划的是国会,而它的议员又以不服从党纪闻名于世。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由联邦储备局制订,该局不由总统领导,仅对国会     

宋刻本的价值及其特征

本文从宋刻本的价值及其特征入手,引用大量资料对其价值特征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从而提高了我们对宋刻本价值、特征的认识。     

求真务实: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在政治人格上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进而使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从"虚与"(即虚与委蛇)到"认真"的转向;二是从"空虚"到"务实"的转向。此即"求精责实"、"秉公尚实"之说的崛起,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亦即英雄做事的担当精神,并在清初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是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一条重要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日本政治体制正是在应对严重危机的过程中实现了根本性质的变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方的应对博弈过程,最集中地反映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三方力量消长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根本性影响。对于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主导者民主党来说,大地震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形成了挑战。总体上来看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加快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同时官僚主导将逐渐被政治主导所代替,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位一体的政治同盟也将面临深层次的变革。     

甲午战前中国进步士大夫的富强观及其演进

甲午战前中国进步士大夫的富强观及其演进刘国军甲午战前的半个多世纪，是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深渊不断沉沦、逐渐向下的痛苦岁月，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拼搏奋斗、不断觉醒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面对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大批探索国...     

论汉代中枢藏书之确立、变迁及其影响

两汉中枢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藏书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两汉政权相继建立、巩固和藏书业的发达成长,势必积极创造条件对图籍予以重视和爱护,藏书机构和典藏处所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其中难免厄运丛生,即使在秦末、王莽、董卓一时战火动荡的年代,有志之士也并未忽视图籍存在的价值与地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征集、保护和研究体制,这是讨论的要点。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确立公平的价值取向

郑功成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历了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从自发到自觉、从单项到全面综合改革的历程。通过评估以往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社会保障改革的价值取向与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日益混为一体,新制度的建制理念亦长期未能找到准确的定位,这是社保改革至今无法定型的深层原因。目前看来,以往改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社会保障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二是社会保障改革决策的理性不足,如统账结合模式、国有股减持等重大政策的出台均缺乏对这些举措能否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充分论证,结果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三是决策与管理权限分散,导致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矛盾下移;四是建制权责统放不分,中央与地方实际上处于分工与职责不明的状态;五是长期忽略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六是对民间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基于历史的审视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包括四个有机关联的组成部分,它以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为对话平台,以对组织理性的检讨为逻辑起点,以对组织目标被个体利益虚化的观察为逻辑进程,以对官僚制伦理背叛和僭越民主价值的反思为逻辑归宿。从学科研究来看,官僚制反思和批判的演化是行政学学科成长和成熟的典型缩影;就行政实践而言,反思官僚制的深化和推进又是特定社会背景和文化风貌塑造的产物。     

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

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1978-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1988-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颂布和实施,1998年至今政府体制改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通过对中国技术标准变革脉络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走的是一条在传统中变迁的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向正好相反.中国如何演化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能处理好国家强制和私人自治之间关系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