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颂具有以“颂”名篇,内容上以褒述帝王功德、祖先事迹或赞美人物、事物为主,形式上以四言为基本句式,艺术风格上崇尚典雅清丽、华腴丰缛等鲜明的文体特征。考辨现存先秦文献,《诗经》“三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从音乐而得名。《管子》“国颂”及《庄子》“有焱氏之颂”冠以“颂”名而非褒美的韵体颂文。屈原《橘颂》作为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作品,在颂体文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橘颂》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物”,通过歌颂具有高贵品质的物,来寄托作者的志向与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赋予四言句式以新的生机,从而奠定了颂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颂体的正式形成,对后世颂体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颂体文学钩沉

颂体文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很多成果, 但清代颂文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依据学界已有的清人文集研究成果, 可以从文集索引、大型文集以及别集中钩沉出清代颂文的基本情况.体式上的集大成、内容上的世俗化倾向、创新上代为作颂和集经语现象的出现, 构成了清代颂文的主要特征.清代颂体文学的发展与清代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 在颂体创作上有一定的创新, 也体现出因循的特色.深入研究清代颂体文学, 有助于理解颂文的历史发展脉络.     

唐代“颂体诗文”诗史价值重估

受到诗论家道德批评的制约,唐代"颂体诗文"在诗史上的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然而这种由许敬宗创立的诗体,在实际创作中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颂体诗文的出现是由宫廷文学的基本需求和功能定位决定的,其突破不仅体现在体制容量与表现维度的扩大,而且重新确立了颂美型作品中"情"与"刺"的价值。重估其诗史价值的目的在于发掘颂体诗文在普及初盛唐诗歌过程中的作用。颂体诗文通过对简便易行的创作范式的提倡,使初盛唐人迅速掌握了写作宫廷诗文的能力。颂体诗文所倡导的肃穆典雅的审美感受与严肃政治的契合,使得唐人重新掌握了以诗歌介入政治生活的能力。     

异体同用——颂表、颂序的交叉与合流

表和序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颂表、颂序均为配合颂体而作的文字.二者在文体属性方面并无多少联系,但当它们均置于颂体之前、服务于颂体时,就不可避免地在内容上有所交叉.正因如此,为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古人在作颂时,有时会省略其中之一,而这尤以略去表只存序的情况居多,从而使颂序兼有表与序的两种功能.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心雕龙·颂赞》篇新论三题

《文心雕龙·颂赞》篇是系统论述颂体与赞体的专论,因年代久远,词旨晦涩,后世有不少的地方存在着误读,亟需厘正。“雅而似赋”中的“雅”为讽谏之意,并非雅正的意思;“不辨旨趣”中的“旨趣”,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而非颂与风雅的关系;“敬慎如铭”是指颂与铭一样恭敬慎重,而非《文赋》中的“优游”之意,更不可将“铭”换为“箴”。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严肃的面孔和调侃的笑容──汉代颂箴及戏谑文杂议

汉代文学形成了大体明确的自然分工,颂和箴服务于润色鸿业以及讽谕,而戏谑文则主要用于娱乐。随着时间的推移,颂体的表现对象不断扩大,而创作箴体作品的风险也在增加。戏谑文是君臣、主仆、发育正常的人和生理缺陷之间的调侃之作,也有的是自我解嘲。戏谑文多为主客问答体,注重形体容貌描写。戏谑文有时也和政治功利挂钩,或者因误读而脱离政治功利。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丧葬文化与《文心雕龙》相关篇目的解读

中国文化重视生养死葬,在丧葬礼仪一系列繁文缛节背后,渗透着中国人沟通人神、穿越生死两界的诗性观念．彰显出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关怀和人伦温情的文化品格,同时也体现出中国人生荣死贵、生卑死贱的伦常等级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诔碑篇》、《哀吊篇》就体现了刘勰对传统中国丧葬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以及对悼念类文章语言形式的基本要求。     

行状职能考辩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体之一,其职能随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在两汉时期,行状具有察举选士的实用功能;魏晋时期则体现了与诔文议谥、述德职能的混同;唐代是文体定型阶段,行状承担了为议谥、作传及撰写墓志铭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东晋时期,大量佛经出现了汉译本,佛经对汉地本土文化的浸润加强。作为东晋高僧,支遁的诗文不仅在题材层面容摄了佛与菩萨之行事等,对佛经诸法空、禅定思想的容摄更已深入到核心的主题层面,其五言赞则容摄了汉译佛经赞的五言形式,显示出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初期阶段的特征。支遁诗文容摄佛经有力地开拓了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道路,确立了后世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格局。     

呼唤自然母性情怀——论铁凝小说的母性意识

女作家铁凝在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母亲形象，表达了对自然母性情怀的强烈呼唤，在当代女性文学中凸显了独特、厚重、深刻的母性意识的特质。即对传统母亲形象的理性审视、对现实母亲的“审丑”意识以及歌颂自然母性的伟力。     

回归虎性——布莱克《老虎》一诗的主题分析

英国天才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著名短诗《老虎》对老虎的活力和能量中体现的雄浑之美与和谐之美进行讴歌,该诗表达了诗人的辩证哲学观:恶是一种自然状态,它和社会进步必不可分。     

秦汉颂的突破与流变

秦汉颂在创作体制、修辞方式、审美风格及思想内涵等方面产生了新的突破,在颂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颂的多元化发展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为唐宋以降颂日趋僵化与复古的文学大势提供了难以逾越的创作范本。     

论《玉台新咏》中的女性美及其审美价值

《玉台新咏》是南朝徐陵编纂的一部以女性为主题选诗结集的诗歌总集,其中表现的女性美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和欣赏。这种美包括容貌、姿态、服饰的外在美和人情、人格的内在美,具有体现古代女性的创造力和纯洁人们道德、美化人们心灵的作用。     

偏至与畸形的戏剧--新中国27年戏剧发展论略

新中国27年(1949-1976)的戏剧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也走过了一道从颂歌走向畸形的轨迹.在现实题材剧禁忌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一些有个性的艺术家转入对历史题材的探索,从而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以老舍的<茶馆>和田汉的<关汉卿>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