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生态观及其对解决现代环境危机的启示

从对自然界的态度、自然与人的关系、人的能动性三个方面,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对荀子的生态观进行现代诠释,指出荀子的生态观对解决现代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荀子的天人观及其生态美学价值

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即从批判"蔽于天而不知人"到"明于天人之分",进而"制天命而用之",最终归旨于"君子者,天地之参"。荀子对先秦诸子的天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并融合创新,为中国自然观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奠定理论基础。荀子天人观的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以时禁发"、"强本节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荀子独特而又辩证的生态思想和实践操作理念对于当下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荀子“应时”观及其生态学意义

荀子提出了“应时”的观点,认为人类在思想上要尊重“时”,在行动上要遵守“时”,然后才能“应时”而动,利用自然规律满足人的需求;农业渔业等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以人为对象的国家治理活动,都应如此。荀子的“应时”观建立于“天行有常”“天人有别”的理论基础之上。荀子的“应时”理论所体现出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立场,较为适合我国国情,对于当前减缓环境污染问题、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双重价值。     

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看荀子语言观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集大成者,他对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其中也有一些是关于语言问题的。经过考查我们发现,荀子的语言观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与西方同时期的语言观点相比,荀子在语言问题上的看法还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倾向。荀子语言观的这种特点对后来我国语言研究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荀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生态意蕴

荀子讲“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它所在的这段话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段话体现了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生态可持续理念,当前生态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现代社会过度进行生态开发利用,阻碍了生态系统正常发展和运行,使生态系统无法发挥其完整的功能。这段话反映了人与生态之间的深层生态伦理,人与生态是一个整体,随着人对生态认识和把握的不断深入,从而对生态系统内“草木”“鼋鼍”等全体成员视如己出。保护生态不代表拒斥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我们既要防范对生态过度保护,也要防止对生态无度化开发;我们需要秉持荀子“以时禁发”的适时适度生态开发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孔荀君子观比较

孔子君子观的核心是"仁"即"爱人",荀子君子观的核心是"礼".荀子的君子观既是对孔孟君子观的继承,又与孔孟君子观有较大的区别.孔子君子观中的许多内容符合人性的需要,荀子的君子观则相对狭隘、偏激,很多言论违背人性,违背教育与学术发展规律.     

孟子、荀子的人性观及教育方法论探新

孟子、荀子所说的人性具有不同的内涵。孟子的性善论揭示了人天生的合群性,及一个人成人成德的可能性与主动性,荀子的性恶论则揭示了人天生的追求自我满足的感性欲望,及一个人成人成德的必要性、主动与被动的统一性。由于受人性观的制约,孟子、荀子在道德理想人格教育的方法论上,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     

荀子的生态环保思想探析

荀子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保观念和意识,充满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之思。反映在《荀子》一书中的有关认识自然、关爱万物、兼利天下、与时俱进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言论,是先秦时期人们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传统生态意识的源头和体现。我们应该分析、阐释和借鉴这些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从传统生态意识到现代生态意识的转换和超越,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论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与城市观的更新

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系统整体观、自然与人共生、网络化与模型化构成了现代城市的生态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现代城市研究的生态思维方法。现代生态思维方式的普及和完善 ,必将带来城市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     

荀子人性论及其政治观述评

荀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独出特行的“性恶论”认为,人性好利恶害,人们并因此引发争夺、导致战乱。然而,人的先天恶性可以通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礼义教化、法规约束使之弃恶从善。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建构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政治学说,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王霸兼用”、“礼法并施”的治国理念。荀子鉴古察今的政治智慧至今仍能给予世人启迪与裨益。     

荀子性论的二维世界

对荀子性论的研究,历来重视从价值判断的层面切入,把他作为古代性恶论的代表,其实这是重表而疏里的表现,因为它忽视了事实判断层面上何谓本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把性规定为"生之所以然",明确地把人从其他类属中区别出来,而且把先秦人性的思考从经验形下的层面,拉到了理性形上的高度。在价值判断的平台上,荀孟性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异的只是逻辑起点:孟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真性部分,重视的是先天性,理想性;荀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伪性层面,重视的是后天性,现实性。     

荀子性恶论的逻辑难题与理论预设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钥匙。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论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

荀子为了建立性恶论,对孟子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这反映了他们两人在人性判断上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根据现存的《孟子》一书,可以看出荀子的批判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对于这些偏差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     

论荀子的“人性恶”及“隆礼”、“重法”思想

对人性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 ,由于人性上的唯物观和平等观 ,他又认为人性不但应当改造而且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人性改造理论的基础上 ,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主张 ,对当时及后世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

三《训》人性观在继承儒家性自"命"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为"丑",主张性有"好恶",其人性观属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性恶论。三《训》还认为通过"因"性施教、"因"性分次等方法,可以解决性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本文鉴于汉语"美"字与西文beauty、Schne不相当,遂着眼于把美学按古希腊文原义与此词首铸者鲍姆伽登的意思理解为感学。论及儒学之感学,就要分为美学、善学两个方面。《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的相当学说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样主张美、善同根:感性判断力;荀说更细致、完整。分析《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性本善的批判,其失误在于"性"这一概念所指相异,孟子指四端,荀子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牟宗三智的直觉说对儒学之感学是一重要挑战。智的直觉之意义是良知返照。如果牟说成立,则儒学之美学依据感性直觉,儒学之善学依据智性直觉,那么,儒学之感学须歧出为二。儒学之美学论美,还须论境界、气、神、骨等,与智的直觉说不相容。     

从天人关系看老子对荀子“礼义”思想的影响

战国晚期诸子关注政治权力的运用,从理论上探讨国家统治的模式。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社会秩序独立于自然秩序,但又离不开自然秩序。在这个基础上,荀子的＂礼义＂秩序确立了君主支配社会的地位,并把这种君主权力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