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传统之间——罗浮黄野人传说传播研究

罗浮山黄野人传说产生于东晋时期，其发展演变一直在民间口述的小传统及文人诗文记载的大传统中相互冲突与交融。文人诗文的栽录与辨伪说明了传说强大的生命力与民间民众的心理需求，同时黄野人的地域性崇拜说明了小传统对于大传统制约的独立性。     

干将莫邪传说的文化元素探析

干将莫邪传说基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质素,并映照出清晰的文化元素。它是基于历史文化质素传说的人格化与器物化合一的映照,是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传统道德文化多维观照的折射。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江西广昌“孟戏”的文化阐释

孟姜女故事以传说、戏曲、歌谣、诗文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而其流传形式也因地而异、因时而变。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一带即流传着以孟姜女哭长城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俗称广昌孟戏。这一民间戏曲与当地宗族的祭祀活动及传统仪式习俗融为一体,相互渗透、相互黏合,体现了诞生于北方的孟姜女故事以民间戏曲的形式在这一特定区域内流传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传说的灵验故事,透过真实的场景和人物,外来的孟戏成为本族正统的族戏,这便是这一文化文本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元代诗文衰落与中国士文化关系浅探

从文学史的高度看,元代诗文衰落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种衰落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本文认为士文化传统中的"济世"传统的失落与理学传统的禁锢对元代诗文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而导致元代诗文的衰落。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明初越派文人与台阁体文学

明初越派文人对台阁体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台阁体作家继承了越派文人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专注于发挥诗文歌功颂德的功能,创作了大量应制颂圣之作;越派文人文法韩欧、师崇盛唐的复古观念影响到台阁体雍容纡徐、平易正大的文风的形成;越派文人坚持台阁与山林并举,后期则偏爱台阁诗文的文学倾向,为台阁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纲领和创作典范.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关注民间伦理：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植根于民众生活土壤,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间伦理文化的内容,是把握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真实面貌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中介及形成——基于“小传统”的认识

我国社会价值观念可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即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小传统"即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即"大传统"以"小传统"为媒介融入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构建民间社会支持系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上下通达的渠道尤为必要。     

中国传统音乐与社会和谐

文章简要论述了以“和”制乐,以“中和”之乐推助社会和谐,是中国宗法社会传统音乐的核心思想;并就中国传统音乐的四个组成部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分析了当时以“中和”之乐治世、推助社会和谐的功效,最后提出了撰写此文的现实价值。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有三大传统:一是工具主义传统,二是审美主义传统,三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诗文评传统。这三大文论传统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某一方面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但是到了现代,中国古代文人逐渐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应,上述三大文论传统也各有其不同的命运。     

从文献史料看胡适对旧诗的态度--兼论诗文传统断裂的原因

胡适与传统,是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的话题.本文采取从文献史料切入的视角,以大量翔实可信的史实,较完整地展示了胡适对旧诗传统既扬弃又执着和有所选择地继承传统的一面.对于胡适倡导新诗是否造成诗文传统断裂等问题,也以历史批评的方法进行了再诠释.     

《三国演义》中文人形象扫描

《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形象的全息图谱，它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各种类型的文人形象。广义说来，“三国”中的首领都是文人。曹操，从小受过严格的教育，写得一手好诗文，说他是大文人也不为过；孙权，更是在父兄多年的教育下成为文韬武略的知识分子；刘备．这个“织席卖履小儿”，书中只谈到其家境贫寒，只字未提他是否读书，但从他小时与众小儿玩耍时指着路边的大树说：“我为天子将来要乘此车盖”以及与孔融等大文人的交往，并能看懂陶谦求救的信札，“衣带诏”的内容，皇帝家谱的世系，三请诸葛亮的言行和临终给阿斗的…     

论元代文人的雅俗双栖创作

元代出现文人雅俗双栖创作现象,双栖创作类型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以双栖文人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为例,其内容、风格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内容、风格相近.典型的如侯克中,侯克中的散曲内容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其二,内容、风格迥异.最典型的是徐琰,其诗文受正统儒教影响,庄重严肃.但其散曲,尤其咏妓之作,却是趣味低俗.通观认识雅俗双栖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差异及联系,有助于突破元代文学不同文体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既是客观认识元代丈人的需要,也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

《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一章,历来众说纷纭,难得确解。旧解多谓"先进"、"后进"或"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各自成词,联系上古时期的语言特点,"先进""后进"以及"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皆不成词。此处"进"当为"进献"义,同"荐","于"义同"以","野人"为孔子时代居于城外的殷代遗民,那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即"(祭祀时)先施礼奏乐的是城外的殷人,后施礼奏乐的是国都里的贵族",如此理解,正好可以和《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相互印证。孔子对殷周礼俗的态度是择善而从的。     

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

乐府诗产生于民间,属大众文学范畴,在魏晋六朝文人拟作乐府诗后,乐府诗的文人化便如影随行,即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大众与文人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关注度、表现方式等)是近距离考察这一转化的最直观视角,因而我们选取了汉乐府与魏晋六朝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这一视角作为考察的突破口。魏晋六朝乐府诗共经历了女性形象的三次变化,即曹魏西晋乐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东晋刘宋乐府诗中非主流化的女性形象、齐梁陈乐府诗中的富艳性女性。这三次变化,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人情趣、文人文化,是乐府诗文人化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是由文人文学创作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