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论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科学"观--兼与梁启超比较

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处于贫弱中的中国,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文明”重视。但是,在一场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的热潮中,却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在肯定西方“科学”与“物质”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并由此指出了个体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     

"厥维科学"与"经典重造":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场域及相应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确立的标志。“厥维科学”是“五四”文学最核心的理念。“经典重造”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欲以文学创造达到文化生存的审美主义文学目的论和文化自觉。     

胡秋原论中国知识分子

胡秋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色及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秦汉政制比较、汉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化过程与儒家知识人、传统政治文化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涉及了中国古代的开明专制问题、道统与政统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知识分子之应然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三大尊严”问题.胡氏之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人也有警示与启迪作用.     

论"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现代困境

“九叶”诗派分化与聚合的现代困境,揭示出了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回归学术本位的艰难与困厄。《中国新诗》从备受责难与内部分裂的《诗创造》独立出来后,促成了“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最终形成,但随着“希望”而来的仍是痛苦的守候与再守候。在无地自由的生存困境中,自由知识分子拥有的“丰富”都只是“丰富的痛苦”。     

试论农村发展与知识分子参与——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发展。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一脉相承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正是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的写照和依据,也是中国农村发展必须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随感录"栏目

“五.四”前后,《新青年》首创的“随感录”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指摘时政的最为理想的方式。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该栏目的言说方式逐渐由“自由知识分子立场”转向“政党立场”。而“随感录”这一讲究时效和新闻性的杂感类文体,就成为现代中国杂文的雏形,并促进了现代杂感类文学的发展。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一词恐怕是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话语。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革命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幻想中国一举而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民国初年的强人暴政使得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也从崇拜革命转回到清末渐进改良的旧道。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从文化传播看《了犹未了》主人公的形象

《了犹未了》主人公齐思逸是精英文化形象的代表，该小说旨在通过他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传播精英文化。齐思逸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以精英文化形象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以梦境和对话来描写其心理。另外，该书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情况也从侧面说明了齐思逸代表着精英文化形象。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智慧何以可能--冯契"理性直觉"初论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对"人能否获得智慧"这一20世纪的重大哲学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这一学说中,"理性直觉"是主体能够获得智慧的核心环节.何为理性直觉?理性直觉能否得,如何得?其所得如何达,又如何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智慧说"能否证成的关键.     

论何谓小资产阶级及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一项从民国辞书出发所做的考察

"小资产阶级"是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并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然而相关论述却多含混抵牾之处。考察民国辞书中的相关论述,具体厘清"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及所指,从而探究其与知识阶级的具体关系,辨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话语的复杂多歧性。     

《仁学》之通与塞--谭嗣同与古今中西之辨

"通"与"塞"乃中国近代思想之基本主题,自鸦片战争与西方文化照面以来,人们便在古今、中西之通与塞之间强探力索.作为最早向儒家价值系统发难的谭嗣同,其所著之<仁学>正要藉"仁即通"之命意,寻求古今之通和中西之通,然而结果表明,谭氏根本未达成这一目的,欲通还塞,欲通愈塞,倒成了他的宿命.历史向我们预示,以致用为目的的学问,并不可能于民族和时代的重大课题有根本的解决.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探析

鸦片战争前,华南沿海外侨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外人社团。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它成立于1834年,解体于1839年,召开过四次协会年度大会,会员最多时曾发展到83人。它成立的动机是以中文书刊传播西方实用知识以打破中国人唯我独尊的观念,但客观的实践效果则是促进西学在中国的首次传播,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事务和中外关系的思考。魏源、梁廷楠等先进中国人转述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中文作品中的知识和观点,更大范围上放大了它们的作用和影响。     

“哲学”概念的家族相似性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将“哲学”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和思想方式,从而观察多种多样的哲学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交织而成的网络,扩展我们对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基于这种认识而展开广泛的哲学对话,或许是“中国哲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