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秩序的微观基础:契约和产权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秩序应该建立在有效的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基础上。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微观上就是要实现由关系交易向契约关系交易的转变。契约交易与所有权(产权)是不可分的。产权保护制度也就是契约权益保护制度。产权保护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市场的自动保护,具体体现就是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权利。第二个层次是在市场保护失效时由政府保护。产权流转实际上是产权保护的重要途径。产权流转的基础在企业的产权组织必须允许产权流动。产权的初始界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权通过交易进行重新调整。现阶段企业之间交易秩序的混乱往往是有代理人的行为导致的。因此,委托—代理关系不只是解决代理人向委托人负责的问题,还需要有一定的制度规范代理人的市场行为。     

契约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有机结合.其实,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也存在着契约关系.只不过是暗含着的,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已.京剧《海港》中有句台词;“生老病死有依靠,共产党恩比天高.”它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契约关系是:职工为企业和国家工作,国家和企业向职工提供诸种保障.所以,前些年“破三铁”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却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这些表面上激烈的改革举措意味着对职工的“违约”.可见,当改不动的时候硬改是行不通的,需要另辟蹊径.通过产权改革可以使原来隐含着的契约关系公开化.什么是产权?产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它包括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当构成产权的一组权利未被分解,全部集中于一个主体时的产权状态,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所有权.可见,所有权是一种特定形态的产权.产权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知道,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出资者虚置,所以没有具体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出资主体来有效维护、承担和行使所有权.国有企业产权模糊,出资人与债权人混淆,资本与负债的随意性很大,难以界定企业资本,有许多机构和部门都在以所有者身份插手企业资本,又有许多机构和部门都在以所有者身份插手企业权益处置,而当企业亏损乃至破产时,却搞不清楚由谁来承担什么样的具体责任     

企业性质与企业的契约责任

从企业本质上讲,企业是一组契约,企业最主要的责任是遵守它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责任,包括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在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企业可能选择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违约。因此,必须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产权、信用管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加以控制。     

我国现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探微

我国近些年来因产品质量引起的事故有增无减,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传统民法的契约和侵权法律制度并不能有效地予以保护。在国外,法律实践发展出了产品责任这一新型的责任制度体系,我国也初步建立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但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先进经验来完善立法,以促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应对国外企业的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论特定产权、剩余产权与企业产权契约的本质--关于企业契约性质的再思考

科斯等人的企业契约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企业产权。企业产权有两种 :一是完全契约意义上的特定产权 ,另一种是不完全契约意义上的剩余产权。特定产权是企业契约的前提 ,而剩余产权配置是企业契约的本质。企业产权契约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签约人的、拥有特定产权的企业参与者通过企业所有权(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 )的配置求创造与分配产权的契约。     

由非契约关系转向契约关系——论企业机制的转换

企业是一个复合体,是若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组合。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本身就是一组复杂的契约关系(如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企业作为独立经济实体或法人同外部主体间的关系也同样是契约关系。契约关系本质上就是财产关系,它的特征和意义在于:它以承认当事人的独立权利或地位为前提,确认和规定双方平等地位和对等权利义务,契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也无权对对方的意志横加干预。这是契约关系中各方当事人自由表达意志和对等权利义务的基础。 然而在传统经济体制中,要素主体间的关系却是一种非契约关系,这可从国家(所有者)、企业、职工的相互关系中获得印证。 第一,从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看,这里不存在严格意义的产权或权能分工关系,也不存在“有偿”的债权关系。企业占用的全部资产都是由国家无偿垫付的,资产营运过程中的流动     

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与契约的私人强制执行——一个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冲突和利益抗争行为本质上反映了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及为维护契约权益进行的强制执行问题.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缔约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履行存在困难,而政府机构以及国家代理人出于自利等原因,国家有时无法有效履行作为正式第三方的职责.因此,契约权益受损方有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或寻求非正式第三方私人强制执行方式.私人强制执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供应不足的一种创造性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交易方产权的积极作用,但只能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家作为第三方执行的作用.     

人力资本产权与中国企业改革

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契约理论 ,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并不存在唯一或单一的不变成式 ,而是随不同的契约条件在企业成员 (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 )互动博弈过程中不断变迁。纵观企业制度的一般历史过程 ,一个基本趋势就是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企业契约中具有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 ,并在与非人力资本及其产权的博弈过程中不断演化出多样化的企业制度安排 ,近 2 0年中国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 ,各地群众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 ,形成各种劳动与资本有机结合、在承认非人力资本权益的基础上弘扬人力资本权能和权益的企业制度模式 ,并取得了很好的制度创新效益。人力资本股份化是公司制改革中保障企业劳动者和管理者权能的现实要求 ,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和必然选择     

论企业产权的博弈形成过程

企业参与者生产要素禀赋及相应的生产要素特性决定了企业参与者的相互博弈将形成如下的产权安排:经营管理者拥有企业总体资产统一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获得企业拟所有权;股东拥有共同资产所有权、相应的企业总体资产统一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债权人相对独立地拥有自身提供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及其相对固定的收益权;工人相对独立地拥有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主要控制权及其相对固定的工资收益权。这种产权形成与安排使得企业参与者之间内部原始的合作生产性契约关系嬗变为外部的交易分配式契约关系,经营管理者和股东成为企业内部人,代表企业作为企业中心签约人,与企业其他参与者签定交易合同以确定分配等权益关系,此时,企业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债权人和工人实际上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企业外部人。因此,在企业性质三重关系中,产权安排决定生产匣子和契约组织。     

劳动关系的支点:一种产权契约

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建立和维系劳动关系的过程,而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运行过程本身又是产权交易契约的签订和运行过程。从本质上来讲,早期的劳动关系可以概括为劳动力产权与物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契约,而现代劳动关系则是人力资本产权与物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契约。劳动关系的产权契约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具有内在的经济合理性。     

对浙江民营企业委托代理契约演化的思考

在一个由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构成的特別合约中,所有者和经营者间委托代理最优契约形式的选择,关键取决于制订委托代理契约成本的大小,而所有者和经营者间契约交易的对象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因此,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契约成本的大小,就决定了企业最优委托代理契约形式的选择。文章以人力资本产权为切入点,来分析浙江民营企业委托代理契约演化及其内在原因。     

剩余权最优配置探寻与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将无法完全的部分称之为剩余,而与剩余有关的一些权力,称之为剩余权。假定剩余权分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针对不确定性产生的利润而言的,而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一些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将这两种权力统称为剩余权。既然剩余权力面临着配置问题,那么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最优。我们通过对一元产权企业、二元产权结构企业与多元产权结构企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剩余权的配置可能存在最优解,即当所有要素对应的剩余权力变化至要素的剩余权边际贡献相等时,企业的剩余权配置达到最优,而要素剩余权力边际贡献的改变则要依赖于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由要素相对重要性为起点的均衡剩余权配置的关系,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社会人力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企业理论

通过对现代企业理论的简单梳理发现，该理论认为企业团队的存在是既定的，但这种假设并不能清晰回答为什么“队”生产率会提高的问题。人力资本产权研究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也没有就此问题给出较好的答案。社会人力资本研究范畴的提出，不仅可以拓展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团队产生的真正原因。将企业看作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以及个体人力资本相互之间的双层合约，可以进一步完善企业契约理论；对社会人力资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推动现代企业理论和其它相关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对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辩证思考

经济增长是产权制度、分工与专业化、交易、技术进步以及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产权只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之一。只有在经济当事人无法签订完备的经济契约时 ,产权的不同归属才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而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时要采取辩证的态度 ,既不能忽视产权改革在近年来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也不能过高估计产权制度变革的作用 ,甚至得出产权私有化将是国有企业改革最终归宿的片面结论。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和限制

在私权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契约自由原则为个人的权利运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塑造其与他人的法律关系,自由决定是否订立契约,与谁订立契约,以及订什么样的契约。债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原则上只能通过契约建立、变更或解除。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新的权利形态,具有许多传统财产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在其适用契约自由原则时,便出现了不少现行法律难以应对的情形。在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和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试论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分配权利与利益的平衡机制。在信息的生产、专有和使用之间达成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利益平衡因而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它涉及到智力产品的创造、传播之间的平衡、智力产品的创造和使用之间的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等。知识产权制度本是一种确认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权的制度,但通过其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围绕知识产品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了均衡,从而保障了这种制度宗旨的实现。     

人力资本要素的二次定价与企业剩余的分割

人力资本交易契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人力资本要素具有二次定价的特征,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剩余的分割不应理解为"间接定价"或"激励".普通生产者也具有剩余控制权.二次定价决定了所有生产者对企业剩余的分割隐含规定于交易契约中.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制约了企业在第二次定价过程中的违约行为,为人力资本要素的第二次定价提供了保证.     

一个对企业契约本质的新诠释——论人力资本及其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鉴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充分检索,我们发现主流企业理论对企业中人力资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人力资本与企业契约联系起来并置于企业契约本质研究之中心地位也只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因而我们选择了从人力资本的角度重新考察企业契约①性质及形成。通过对人力资本及其价值最大化的分析,得出结论为:企业契约本质上是人力资本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选择彼此共享人力资本、进行合作生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进一步讲,这种制度安排是人力资本之间就合作生产产品产权划分的博弈结果,而在这个博弈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非人力资本也只有依托于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最大化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实现其增值。②     

西方不完全契约理论前沿进展——基于2005年以来的最新文献

不完全契约理论是现代契约理论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产权理论组成。西方不完全契约理论2005年以来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哈特"参照点"理论为代表的方法论的进展、企业契约理论研究进展、研究领域的拓展等几个方面。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前景在于放松假设、引入工具、拓展领域和完善实证数据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