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诉愿程序的价值

在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直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公民宪法权利与宪法秩序的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宪法诉愿制度设计了统一而规范的程序。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发挥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有助于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有助于建立以宪法救济为中心的权利救济体系,有助于保持宪法诉愿制度的“补充性”功能。是缓和还是强化宪法诉愿程序应考虑各国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宪法诉愿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思考,力求在保障人权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试论我国宪法的完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我国现行宪法在宪法的解释制度、修宪程序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宪法的经验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将宪法的解释权赋予人民法院 ,确立宪法的司法解释制度 ;修正宪法的第六十四条 ,改进修改宪法的方式 ;在表决原则、表决的法定人数和意愿表示项方面进一步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制度。     

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

中国宪法呈现为非讼化特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前苏联宪法模式及其苏维埃宪法意识的影响 ,宪法章程化、宪法纲领化和宪法问题政治化等中国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 ,以及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和公民宪法权利意识的限制     

德国宪法诉愿的双阶受理程序及其法理——兼论对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启示

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公民提请审查乃是一种非典型的宪法诉愿机制,自确立以来虽屡有公民"问津",但迄今仍然缺乏显在的实效性。德国现行的宪法诉愿制度堪称当世之典型,这尤其体现在受理程序的双阶构造,即联邦宪法法院合议庭的初步受理与审判庭的正式受理。在初步受理环节,宪法诉愿必须具备四项适法条件;基于宪法诉愿的双重功能定位,联邦宪法法院还发展出相应判断基准,以此指导双阶受理程序的展开。德国宪法诉愿的程序品位及其法理为吾人提供了诸多启迪。     

我国修宪实际程序研究

我国修宪实际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有:缺乏对修宪的详细法律规定,执政党实际领导和参与修宪过于直接,人大修宪的实际程序未能充分体现出其特殊地位等.因此,在宪法中应当设专章或专条予以详细规定,改进执政党对修宪的实际领导和参与方式,实行民主化、法治化、间接化的领导和参与方式,以及完善人大修宪的实际程序等.     

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

宪法财产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不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两个部分组成。依照与国家之间在先的契约原则,公民须向国家交纳自己创造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宪法赋予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的分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等经济政治社会诸事务的广泛参与权,这种由公民财产分割程序与原则延伸出来的政治参与权就是纳税人权利。保障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宪政治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首先,法律实施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其次,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因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是宪法实施的本质与目的所在,只有它得到实施才能真正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权力规范实施也旨在保障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宪法实施的机制进行追问,即宪法实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能否成为宪法实施的有效机制以及"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论宪法在法律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的,必须体现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宪法在法律体系建构中具有价值与规范基础的功能,并提供合理解决法律冲突的原则与具体程序.     

论宪法秩序形成的文化内涵

西方维护自由的秩序价值观创生了宪法秩序,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宗法秩序。宗法秩序的价值是维护专制。中国传统的秩序价值观作为文化沉淀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制宪和行宪,它对舶来的宪法进行了权力设置的重构,使得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权力始终朝一元化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培育宪法秩序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舶来宪法文化的重构作用。     

论进化的宪法与宪法的进化——进化论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宪法与宪法发展简析

进化论理性主义是哈耶克在批判笛卡尔式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洞见,它为重构宪法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视野,宪法是进化的而非构建的,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宪法发展的科学形态实为进化.宪法的进化是连续的而非断层的,割裂传统的宪法必然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宪法的进化是自主的而非附从的,因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体制改革、政策调整而强行改变宪法不是宪法发展的正常形态;宪法的进化是持续的而非间断的,宪法的进化过程永远没有尽头;宪法的进化是模糊的而非可预测的,因为宪法的进化趋势取决于无数特定事实,而人们永远不可能全然预测和掌握这些事实。     

宪法监督制度研究述评

1 98 2年宪法制定后 ,围绕宪法监督制度 ,学术界已出版专著近十部 ,其中的三百二十多篇论文 ,对宪法监督的概念、对象、范围、方式、模式、基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制度设计等展开讨论。这种讨论肩负着制度改革和建设之理论先行的使命 ,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深有助益。但其中所呈现的莫衷一是的局面表明 ,要完成这一使命 ,学界尚有诸多未竟课题     

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 --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

宪法思维是指大众和精英通过宪政体制这一沟通平台所共享的生活习惯与心理取向.宪政中国的战略标志不在于拥有一部良宪,不在于充分实施宪法,也不在于真正树立了宪法权威,而在于宪法思维的被认同、被接受和被运用.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和宪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宪法思维是宪法思维的两种基本形态,应予以格外关注.此外,宪法思维是繁荣宪法学的重要途径.     

宪法的演进及其方法

宪法演进包括重立、修改、补充、解释等方式的交叉应用。但中国近百年的宪法史却形成了以重立为主要方式的演进传统。这种传统对和平时期的法治有很大的危害,难以使宪法拥有权威。因而,对宪法演进的重立手段应当慎用;对修改和补充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运用(或者少用);对解释手段则应当充分重视,将其当做保持宪法稳定性、权威性的措施和协调社会变迁关系的重要方法。     

基本权利诉讼:宪政实现的中国之道

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中国宪政实现的路径所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特色宪政、中国宪法作用空间、中国宪法实施方式三者的契合点。将公民基本权利诉讼作为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推行这一战略策略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五四”后中国两种宪政观的比较及启示

＂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宪政观存在着以抽象人权取代人的现实生存权,试图脱离自由主义经济基础而构建宪政上层建筑的倾向。实际上,宪政总是包含＂限政＂与民主这两个向度,自由主义者强调了宪政的＂限政＂这一向度,继而强调了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人权;毛泽东则强调了宪政的＂民主＂这一向度,从而看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同一性,为发展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人权提供了可能。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主体因素：美国联邦宪法形成和发展的能动力

主体因素，即人的因素，是法律或法治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或主观动力。美国联邦宪法之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批具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社会主体主观努力。这些主体既包括那些创造了宪法的“宪法之父”们，也包括那些创造了宪法修正案和宪法判例的人们，当然也包括那些提起宪法诉讼的当事人。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向之我见

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我们目前的努力主要是吸收国外先进的成果,一时还难有创新。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应当关心的是中国的宪政问题,尤其是当前的宪政问题。中国宪法学者应逐步树立一种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以探询宪政发展之客观规律。     

宪政视野下的我国公共财政审计

基于当前我国行政权一权独大的具体国情,宪政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既在于减少和降低政府行政权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权重,又在于完善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机制。公共财政审计是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权,它与民主宪政建设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和公共财政审计的法治功能,在制度与机制的安排上,须建构立法型审计模式,实行省以下审计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完善审计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