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评玛拉沁夫的散文创作

玛拉沁夫同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作家。他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电影文学、报告文学,他都有建树,都有力作。虽“文革”时期中断创作,但到了新时期,他又有新的探索,新的成果,其中,散文创作尤甚。“文革”前十七年,玛拉沁夫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只是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散文。这些作品,由于题材的新颖,草原、森林气息的浓郁,以及文笔的明丽流亮,受到了广大散文读者的喜爱和创作界的好评。在“文革”前,谁要观赏蒙古草原的散文,他就不能不读玛拉沁夫的作品,谁想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散文的创作成就,他就不能不提到玛拉沁夫的名字。     

专制和动乱“空隙”处的文学幸运儿——试辨知青作家文学能力训练的历史真相

知青作家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文学能力训练的真相及其文化原因,是一个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的问题.尽管个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境况不同,但知青作家大多在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文学启蒙,文革"派性"斗争时期经历了集中的文学阅读,上山下乡时期又处于具有文化优越性的社会位置,所以文革时期其文学创作能力即已累积形成.实际上专制和动乱不可能覆盖整个历史时空,其"空隙"处必然滋生出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个人的天赋与才华之花.     

坚守与超越: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

孟繁华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个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研究以兼具历史广度和深度的文化视角,全面审视当代文学及其存在"语境",不断进行着切实的现场批评和高度的历史总结,发掘出了许多深隐于文本的精神意蕴,阐明不少社会和文化问题,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理想主义激情,也兼具着理性与诗意的特征.坚守是他的品格,超越是他的精魂.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胡文彬治红学,著述颇丰,成就卓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胡文彬曾学历史,所以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因此他的红学成就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同时,他非常注重搜集资料、整合资料和编辑出版红学资料,体现出他的实证工夫。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无不体现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学术著作往往质朴少文,但胡文彬却能做到在质朴之中文采飞扬,显示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淬炼语言的功夫。胡文彬痴迷红学、执着于红学。他不仅是有成就有影响红学家,也是为红学呕心沥血的活动家和组织家。     

论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

"再教育"思想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文革"时期。它与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有很大关系。"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的内涵被概括为在"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它是"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使"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异化,被完全纳入了"文革"的轨道,成了"文革"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徘徊”还是“准备”?——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历史地位探析

"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重要而特殊的两年,对这两年给予什么样的定位,关系到对当时全党上下特别是党中央工作成就的评价。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我们一直称之为"在徘徊中前进"。30年后的今天,回顾比较当年的是是非非,用历史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将之定位为"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更为确切和适当。     

“文革”的民间记忆——以近年来出版的“文革”回忆性作品为例

纵观当前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大部分是政治人物或较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或者是对"文革"史的整体研究。利用有关"文革"的民间文献,尤其是来自下层人物的回忆性文字来展开"文革"基层社会史的研究,目前所见还很少,所见的多是这些回忆性著作出版后媒体的报道以及所引起的读书热、怀旧热。因此,利用这些有关"文革"的民间回忆性作品,来展开对"文革"社会史及"文革"对不同阶层人物影响的对比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开始有研究小人物在"文革"期间命运的相关著作,"文革"回忆性作品逐渐从上层走向下层,从主流性"文革"回忆录转为非主流性"文革"回忆录。这种变化打破了"文革"研究领域的沉闷局面,丰富了"文革"史研究的材料来源,使"文革"史研究突破官方历史的特征,向真正的历史研究回归。丰富的"文革"回忆录材料,围绕作者本人的经历展开,是研究"文革"时期民间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资料。有关"文革"的这些回忆性作品,无疑是平民的历史,它不仅构成了宏大叙事的有力补充,也使得历史变得鲜活起来,有助于反思"文革"留在国民身上的各种潜在的印记。     

畸形的年代 诗性的呈示——北岛早期诗歌的认知价值

在当代中国诗坛,朦胧诗人北岛最为引人注目,而今虽移居海外依然笔耕不辍。通观北岛的诗歌创作应以移居海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其移居海外前,他的诗多以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为抒写对象,对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予以剖析,尤其是对历经"文革"的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进行诗性呈示,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并传达出人们的复杂心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诗歌现象时,发现北岛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还有着十分重要的"诗史"意义和认知价值。他的诗形象反映了"文革"前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深刻表现了"文革"时期一代青年复杂的精神世界。     

新中国六十年福克纳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学者对威廉.福克纳注意不多,直到1950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国学者对这位作家的译介和研究才正式展开,但很快又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自1979年开始,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走上正轨。1990-1999年是我国翻译出版福克纳作品和有关著作的全盛时期,也是福克纳研究的一个高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福克纳研究稳步而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是年轻学者增多,研究对象范围扩大,研究方法也更加新颖和多样,从比较文学角度予以研究的论文、论著也在逐渐增加,还出现不少总结我国福克纳研究的文章。总体而言,我国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复研究,对他的后期作品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研究不足等。     

新中国六十年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亨利.詹姆斯是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文学成就和理论贡献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个案研究,六十年来,亨利.詹姆斯在我国学术界的接受和评论揭示了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的接受与批评主要受到本土历史语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范围、深度、方法及成果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差异。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大规模引进以及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多元并进局面,詹姆斯研究一方面跟随着各种理论“解读”,虽然在时间上显得滞后,但推进了批评范式的多元化进程;同时,随着研究的展开,国内研究在对象上表现为一种趋同的选择:相对于国外研究的广泛展开,国内研究基本上聚焦于长篇小说和小说理论。     

革命、佛道思想与虚无——从《健儿语》、《自杀》透视程善之小说创作主体

革命与佛道思想构成程善之小说创作的主体特征,贯穿其民初的文学活动。其思想形成的诸种缘由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相关,导致走向虚无。将其重要作品置于民初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体现着民初知识界的丰富与复杂,以及现代文学/文化史链条之一环的意义。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沙博理以其50余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于耄耋之年翻译了记录十年"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本文拟分析该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探讨沙博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翻译观,指出该译本体现了沙博理翻译理念和文化感知的成熟。     

詹锳先生的生平著述与学术思想

詹锳先生学术研究历程分为3个时期:民国时期为研究初始期，专注于李白研究及六朝文学研究，代表作《李白诗文系年》；留美及回国之后为研究接武期，专注于心理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新时期以降为研究鼎盛期，专注于文艺理论研究与李白研究，代表作《〈文心雕龙〉义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主编）。詹瑛先生以中西会通的学术思想、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守正创新的治学路径建构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新时期阿英研究综述

阿英一生涉足了文艺领域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新时期关于阿英研究存在很大的不足,目前还没有对阿英研究资料的全面整理和结集汇编。为了使他的各类文学作品被更多的读者和学者们阅读、研究,使他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借鉴和使他的学术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未来对阿英的研究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史家在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应该给阿英合理的评价和应有的文学地位。     

经典的当时与未来——重读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译介与诠释

1931年瞿秋白受到无情打击并被拉下重要领导岗位后,乃全神贯注地留意文艺,即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以及经典文本的研究。瞿秋白在上海系统地清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主要线索与经典文本,认真翻译并作了尽可能正确而清晰的阐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得到完整、系统而正确的阐释。瞿秋白理解与阐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以及结合中国文坛实际即"中国化推行"的一批文艺批评著述,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波左翼文艺批评高潮,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内核结合后的中国化体系,其革命性与战斗力至少一直延伸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在文革中瞿秋白被批判,但他创立的这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中国版的思想内核却影响深远,与社会转型期沉重的历史意识形态思考一并撞击着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创作趋于平庸.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政治规范与文本诉求:瞿秋白的高尔基批判

在瞿秋白的译作中,所占比重最大、选择资料最全面、涉及面最广泛的是高尔基的作品。对于1930年前后的中国左翼文坛而言,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典范性对中国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作为一个文学家,高尔基的精神和作品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高尔基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化身,其作品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佳范本。从范本译介、思想解读、文论阐释三个方面,瞿秋白介绍了高尔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思想,阐发了革命作家的典型特征,探讨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观,强化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是适合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范式,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提供了最完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