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司马迁与《鲁诗》及荀子之关系

司马迁与汉代《诗》学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主要与《鲁诗》及荀子发生关系。与其它三家诗相比,《鲁诗》更具有“美刺”的文化精神。司马迁关注《鲁诗》主要接受了孔子论《诗》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对王道精神的肯定和支持。     

试论司马迁的荣辱观

司马迁以周公、孔子文化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伟业。扬名后世的荣誉感使司马迁甘于忍受奇耻大辱,隐忍苟活,最终成就了“立言”的不朽伟业。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具有人格魅力、传奇色彩,《史记》还进一步揭示李广性格上的优缺点,以及不封侯的原因。这是司马迁在坚持"实录"的基础上注入主观感情所致。     

司马迁历史观研究的再审视

以往关于司马迁历史观的研究,大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司马迁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认识,有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偏差;二是存在扩大历史观概念内涵的倾向,把本不属于历史观范畴的问题也纳入历史观的讨论中。以上问题的存在,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对学术研究学理性思考的忽视,因此,对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辨析和概念内涵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的历史观作出更为全面、准确、恰当的总结和评价。以此为基础,可将司马迁的历史观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综其终始”通古今,历史具有联系性;经济活动影响社会发展;“无成势,无常形”,历史是在发展变化中不断走向进步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历史是一个不断盛衰转变的过程;历史趋势不可抗拒。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

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时 ,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 ,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 ,主张顺天而动 ,同时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司马迁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志在“通古今之变” ,而这又是对道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成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外 ,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     

从司马迁故里看弘扬中华文明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司马迁故里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宣传可以看出,弘扬中华文明应注重有选择地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并且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才有利于使中华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

《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史记》蕴含的人格魅力

透视《史记》的篇章,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本人身上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蕴含着巨大的人格魅力。也即坚持正义、忠于祖国的高贵品格;忍辱发愤的顽强毅力;勇敢坚定的求实精神。     

从《屈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看司马迁对先秦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最远可追溯至先秦,整体呈现出混沌且界限不明的状态,即文史哲相互之间并不独立,因此其文学观念较为散漫和宽泛,极具包容性.后发展至秦汉时期,文学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但受先秦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制约,整体界限仍旧比较模糊.司马迁作为西汉时期的著名作家,其文学观念难免会具有一定时代特性及局限性,因此他所著的《史记》势必也会烙印下这一时代文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即文史不分.一方面,《史记》中记录了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历史性;另一方面,它将人物作为中心,是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塑造出了传记文学这一新的文学类型,体现出了极强的文学性.因此,为探究司马迁对于先秦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则重点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屈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详细分析其呈现出的文学特点,以阐释司马迁在先秦文学观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学观念.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