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氏悼亡诗的平淡邃美及其伦理文化意义

梅尧臣悼亡诗倍受选家重视，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丧妻之痛、对亡妻的由衷赞美和绵绵思念；选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于平凡中见真情。通过对悼亡诗的讨论．可深刻认识梅诗平淡深邃特色，亦有助于洞悉生活化、家庭化的宋代文化。     

从悼亡诗看王船山深厚的夫妻情

王船山诗歌数量极大、内容广博、众体兼备，既体现了时代的心声，又展露了个人的心迹。悼亡诗虽占比例不大，但意义重大，通过他与两位夫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人们真正走入了船山内心最隐秘之处，体会到了船山人品之高尚。悼亡诗中透露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反映了“情景交融”等创作特色。     

直面生死见真情——哈代与纳兰性德悼亡诗的诗艺比较

同样经历过丧妻之痛,英国诗人哈代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以真挚纯厚的情感与细腻自然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与哀恸之情,写下了大量的悼亡名篇.由于两位作家生活背景不同,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不同,因而二人的悼亡作在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藉此诗艺比较,可管窥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死亡意识、宗教观念与社会伦理文化.     

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演变及其意象构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悼亡诗特指丈夫悼念亡妻的作品。西晋诗人潘岳《悼亡诗》(三首)开启了文人悼亡诗先河,并奠定了悼亡诗的基本范式。中唐诗人元稹和宋代词人苏轼丰富了悼亡诗词的抒情模式和风格特征。在长期演变过程中,悼亡诗词形成了较稳定的意象谱系,成为传统诗词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种类。     

从沈延毅悼亡诗说开去 ——谨以此文纪念沈延毅先生诞辰117周年

沈延毅先生乃当代一位书法碑学宗师,但不为世人所知的是,先生亦乃通淹今古之硕学大才和诗词大家,只不过由于其书名至盛,诗名被书名所掩耳。沈延毅为诗向以气韵为主,以自然为宗。就诗风论,除悼亡诗外,先生似应归"豪纵"一路。其诸多作品时抒英磊超拔、郁勃苍莽之气,楮墨间敲金凿铁,高歌猛进,很少作嚼雪盥花、温言软语之状。然其一组以《悼亡室韵书》为题的悼亡诗文采焕然、情景交融、深情缱绻、如泣如诉,诚悼亡诗作之佳构杰什。中国千古悼亡诗词有"五大家"之说,即东汉之秦嘉、西晋之潘岳、唐之元稹、宋之苏轼及清之纳兰性德。余以为沈延毅可列入大家,适可填补现当代之空白,如此,千古悼亡"六大家"可也。     

悼亡诗词中生死的历时性

生死问题是文学上的一大母题.关于生死问题,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应该是最早的自觉体验的人群.他们是诗人,也是"思人".悼亡,就是活着的人对死的思考,并随着人生的体验又将这种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潘岳的<悼亡诗>开启了后来有关悼亡题材的诗歌创作.元稹的<遣悲怀>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初露端倪.真正将文学中的生死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是苏轼.诗词中对生死的忧患至清代的纳兰性德达到顶峰,其词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思考.他们的悼亡诗词具有文学中生死的历时性.     

试论义山无题诗悼亡内容及其常用意象

从李商隐的生平、其悼亡诗常用意象等方面入手 ,互相参照 ,分析其无题诗中可能属于表现悼亡内容的作品 ,以纠正前人对这些诗作内容的误解 ,可总结出其中有规律性的、可供借鉴的艺术经验。     

生死悬隔的悲哀和超越幽明的幻想:悼亡赋的抒情模式及心理期待

古代悼亡赋在抒发作者的悲哀时,有的睹物思人,或写物存人亡,或写因人亡而物变;有的展示作者本身由于深哀巨痛所产生的显著变化,或迅速衰老消瘦,或精神恍惚,出现反常。悼亡赋还通过营造幻想境界,力图超越幽明界域的阻隔,在此过程中,原始宗教、文明社会的中土宗教以用佛教都渗入作品,成为心灵的慰藉。     

古代悼亡文学的艰难历程——兼谈古代的悼夫诗词

古代悼亡文学的艰难历程——兼谈古代的悼夫诗词王立一、“悼亡”果真功归潘岳乎？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指出：“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     

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诗歌中，悼亡诗始终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何谓悼亡诗：（一般指夫妻之间）“抚存悼亡，感今怀昔”①之诗也。由于自晋代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以后，“悼亡”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称，因而有的论者认为悼亡诗始于潘岳。然而我们纵观悼古诗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第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悼亡诗，其中有一首《唐风·葛生》就是一女子哀悼亡夫之作。第二，我认为在封建“男权主义”时代，妇女处处受到歧视，历代文人的目光一般只对准了男人的作品，而忽视了妇女的悼亡诗，这其实是“男权主义”在文学中…     

血泪哀歌 生死恋情——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非所有哀悼亡者的诗都可谓为“悼亡”。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了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地以“悼亡”为题。然而,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将“悼亡”作为夫悼妻诗的专称是不合适的。因为第     

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

题壁是书写传播时代的审美化大众传播行为之一.唐代题壁诗的传播主体主要是皇室人物、文人、僧人、妓女、良家妇女等;传播媒体主要有石壁、驿壁、寺壁、屋壁和厅壁及桥、亭、叶、树、竹等;传播意图有嗟贫叹厄、戏谑行乐、感物即兴、留言留念、扬名延誉、讽时刺世、传情达意、伤逝悼亡八大类型.     

中国古代悼亡诗词发展缓慢之因探微

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类题材的诗词作品异彩纷呈,发展迅速;然而悼亡诗词自产生之日起就发展缓慢,滞后于其他题材的诗词。究其原因,既有传统社会环境及礼教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文学批评导向以及文体自身演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影响。虽然悼亡诗词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在明中期及清代各种因素的综合刺激下,还是迎来自身发展的一个小高潮。     

从“悼亡”说到“自伤”说——论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

李商隐《锦瑟》主题阐释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悼亡说、自伤说与诗集自序说,三种说法均与何焯有关。通过对何焯的李商隐诗歌批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可以探寻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追溯自伤说产生的渊源。何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与科学严谨的文献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悼亡说到自伤说,从《锦瑟》扩展到李商隐的全部寄寓之作,建立了自伤型批评话语体系。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不言悲悲转浓 不言愁愁益深──浅论古代悼亡诗词的悲怆美

悼亡诗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题材较为特殊的一类。“悼者,哀也”（《广雅释沽》）“悼亡”本指对亡者的哀痛之意,但在我国古代并非所有悼念亡者的诗都可谓之“悼亡”。自西晋的潘岳首先以“悼亡诗”为题,抒发追悼亡妻的伤逝之情后,“悼亡”之作似乎便专指“亡妻”这一特定主题,致使后人一见“悼亡”二字,很自然就联想到悼妻之作,而每遇丧妻,也习惯地以“悼亡”为题。悼亡诗词,既然取材于伤逝亡妻的主题,就决定主宰其间的是一种悲情美。死者与世长辞,生者的悲哀却缠绵不去,于是“古之伤心人”（王国维语）以天下至谱写天下之至情,…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多元发展混声合唱--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创作概貌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发展可分为两段:1987年以前为前半段,其重要特征为现代主义和乡土诗的对立与融合.1987年7月解除戒严后至1989年为后半段,其基本走向为本土诗与后现代诗并存.新闻诗、录影诗、环境生态诗、政治诗、本土诗、后现代诗的出现,说明80年代是一个多发展、"混声合唱"的时代.     

论欧梅唱和诗的创作动机

"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和相互学习、相互追慕的崇拜心理,决定了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诗在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上创新求奇的创作动机。欧梅唱和双方的互动效应和运行机制成为宋诗新质生成的重要内驱力,导引着宋诗向重议论、讲才学、散文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