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者提出了十几种说法。这些说法可基本上归纳为针锋相对的两类。(一)、讽谕说。认为此诗主要是讽刺或暴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李、杨的爱情。但此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白居易自己就不把它编入“讽谕     

《长恨歌》主题试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一千多年以来,深受各阶层人士所喜爱,雅俗共赏,是唐诗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叙事诗之一。《长恨歌》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论题之一,值得加以探讨。最近重新提出的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便是这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讽谕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主题说。持爱情说的同志,有的认为《长恨歌》是歌颂李(隆基)杨(玉环)坚贞不渝的专一爱情;有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

《长恨歌》作为一个悲剧作品,它描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本文试从它作为悲剧这一特点出发,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拭撩其主题之神秘面纱。(一)从悲剧产生的原因和矛盾冲突看,它表示一种讽谕,一种劝诫。《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诗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唐明皇因“重色“而“倾国“的悲剧过程,并以此讽谕后来的君王,引以为诫。主观上,《长恨歌》悲剧是由李杨自身的过失、弱点造成的,而客观上,其又包含着浓厚的社会因素。从悲剧的矛盾冲突看,《长恨歌》揭示的是帝王的个人情感、生活与封建的社会义务、道德、职责之间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只会享用皇权而忽视了皇权听赋予他的重大的社会责任。因而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当他失去权力,爱情也就随之而毁灭。这既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二)从悲剧塑造的艺术形象看,它展示了一种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从《梧桐雨》到《长生殿》

<正> 洪升的《长生殿》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其最早依据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元明戏曲中对它影响最大的是《梧桐雨》。 洪升在康熙己未年《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前人曾认为这是对《长恨歌》、《梧桐雨》的非议,颇不以为然。刘咸炘甚至批评道:“虽曰文人相轻,无乃太不自量乎!”(《文学述论·曲论》)这是一种误解。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     

马嵬诗辨

李义山《马嵬二首》,向被视为讽谕玄宗荒淫误国之作。其七律,尤为诸选诗家所喜录。最新出版之《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仍守此法,并做注云:“原有两首,都讽刺唐玄宗。”由是观之,马嵬诗之旨在讽谕,乃世所公认。 然近读《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见载有秦似同志《李商隐诗》一文,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批判《长恨歌》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

近年来,在关于《长恨歌》的讨论中流行着相当多的“抹煞阶级界限”的观点,为了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古典诗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它在今天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一周来祥同志在《关于<长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论》一文中说:《长恨歌》的主題思想是“歌颂了人类生活中那些美丽     

前后蜀讽谕诗初探

五代十国时期, 前后蜀诗歌创作相对繁荣, 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讽谕诗, 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后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讽谕诗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一格, 其特点为: 针对性强, 主题集中; 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 讽刺犀利, 幽默风趣。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长恨歌》主题臆说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前人已公开发表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1.风谕说:即讽刺、揭露唐明皇的荒淫误国。2.歌颂说:即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的纯真专一。3.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揭露,同时也有同情歌颂。前不久又有人提出《长恨歌》是“哀伤盛世衰亡”之作;但也承认白居易对当朝统治者既为他们的不幸结局惋惜哀伤,又对他们纵情声色、荒废国事不满。这种意见仍是二重主题说的发展。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试论柳宗元的美学思想

柳宗元没有写过专门的美学论著,但他有长期的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所写的书信序跋等一类文稿中,也经常发表一些创作主张和美学观点。本文就柳宗元的书信序跋中的部分论述,并结合他的一些作品,对他的美学思想作一点初步探索,以求抛砖引玉。“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     

《长恨歌》主题辨析

《长恨歌》主题历来颇多争议，在教学过程中亦常有“主题之辩”等疑窦。不管是暴露说、讽喻规正说还是爱情说，总觉得有失偏颇；双重或多重主题，尽管中庸，但又太过笼统。不妨在双重或多重主题的前提下，偏重情爱，偏重伤感，采用“讽婉”或“讽劝”等概念，就可较为准确地揭示《长恨歌》动之以情、婉转以劝并以帝王切身之痛而达到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将会更加切合诗的原意，而且还可以弥补或者中和学术界在定性李隆基和杨玉环关系方面存在的分歧进而达成共识。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任

汤擎民在八一年《文学遗产第三期·论韦应物的“兴讽”诗》中说“这诗(《答故人见谕》)当是罢江州或苏州刺史任后之作”,“罢江州”的提法是不妥当的,考韦应物一生,从广德二年(764)步入仕途,先后被罢过洛阳丞、鄠县令、滁州刺史,直至贞元六年(790)被罢苏州刺史,唯独未罢江州刺史。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