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的人道主义思想

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环境决定人,善是人性的正常发展,丑与恶则是被窒息被扭曲的人性,这是一种现实主义人性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凭着人性来判断,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他的文学批评充满阶级斗争气息,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顽固的“黑暗王国”。     

从《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看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原则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三大代表,在世界美学、文艺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别林斯基为俄国文学的民族独创性而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则致力于促使先进的俄国文学和俄国的解放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对于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和文学批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把杜勃罗留波夫看作跟莱辛和狄德罗同样的作家。恩格斯称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赞扬他们的“批判的思想”和“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忘我的探索”。列宁把杜勃罗留波夫称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说俄国人民敬爱杜勃罗留波夫——这位“痛恨专横、热望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     

论唐君毅的文学观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将中国文学分为八大类;同时,他还认为文学与历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对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作一比较,才能了解文学意识的本性;而文学意识的价值意义则体现在其真、善、美三者的结合上.他在对中西文学之比较中,虽然习惯于用本民族的文学标准去观察和评判西方文学,不免带有文学评判价值上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他的文学观却有着独到的理论创新、理性判断和审美情趣,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论张居正的文学观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作为一位施政者,实干家,他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张居正的文学观念与朝政、治国紧密相连,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在此,从雅正、质朴、实用三个方面来分析他的文学观念,力图对他的文学观念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章太炎的复古主义文学观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著名学者,他的复古主义文学观包括将“文学”的概念回复到先秦时代,倡导诗文创作应该宗法于魏晋等。然而章太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曾激烈地批判传统,又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进行抵制,最终退化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章太炎的复古主义文学观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所蕴涵着的内在矛盾。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论伍德罗·威尔逊的文学观

伍德罗·威尔逊秉承基督教长老派思想,站在超验主义的立场反思科学主义,他批判结构主义造成的新迷信,坚持传统的文本解读策略。威尔逊的文学经典三原则维护文学的人文属性,体现出世纪之交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其文学观的时代意义在于用新古典主义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论王阳明文学观

王阳明的文学观是博杂丰富的,随着其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的发展转变。在逐步创立心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作为心学家的文学观,一方面以立心为本,文合于道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坚持本于性情、以诗明志的创作宗旨。这既是王阳明文学旨趣所在,又体现出心学思想的渊源。     

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观的演进与文学翻译选材

我国的文学翻译早期,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文学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宣教启蒙,文学翻译选材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社团的蜂起,不同的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我国的文学翻译观出现了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从而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形成

本文从正常发挥文学功能的目的出发,以王蒙对《红楼梦》和王朔作品的古与今、雅与俗的评价及其对文学教化功能的批判为视角,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形成过程,指出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基本内涵就是为满足闲暇时间消费需求而向大众提供的以娱乐为主的一种非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它体现了由政治意识形态消费向大众娱乐文化消费转型的时代特点,其目的是满足消闲娱乐的文化消费需求。     

《苻子》文学价值刍议

《苻子》是堪与《世说新语》相比美的北朝氐族文学的代表作品,却长期被忽略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文章对《苻子》的文学价值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苻子》以“传神”之笔塑造人物,充满“玄韵”,是对《庄子》“写意精神”的回应;《苻子》突显了北朝士人风神闪现的“耀眼的片刻”;《苻子》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往往用一言一行即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彰显出审美叙事的魅力,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苻子》产生于向来被认为文学无甚可观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之手,更有其珍贵的文化史意义。     

文学翻译预设现象刍议

以语用学和哲学阐释学为依托,描述预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意义的传递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起到的作用,进而论述文学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预设性对话活动这一本质特征。     

论傅斯年的文学革命观

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也是文学革命的重镇。其文学革命观在理论维度上,阐释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在历史维度上,揭示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现实维度上,说明了文学革命的迫切性,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历史纵深感和现实针对性。     

论莫泊桑的文学观

莫泊桑的重要美学论文《小说》,专门探讨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小说创作中的情节与结构问题;语言的适用与表达;文学批评问题。莫泊桑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完整地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观。     

试论佛教的生命观

佛教的归宿在彼岸 ,中心议题是如何成佛。但佛教针对的对象是现实众生 ,依然体现出生命关怀。本文从生命起源和构成、生命过程、生命价值、生命归宿等方面分析佛教对生命问题的看法     

国债负担率警戒线刍议

从国债的起源和国债的本质出发,探讨国债偿还路径和国债负担率警戒线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国债本质上是税收,是一种平滑税收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代表性行为人跨时期福利的最大化;国债是政府面临非常开支增加、而该开支是对未来有利的情况下方可使用的融资形式,消费性政府开支非常规增加不应由国债筹集;只有持续的政府投资性开支能够带来长期经济增长,所以一旦采用国债为政府投资性开支融资,就必须将其持续下去,需要在还旧债的同时发新债;非蓬齐博弈准则,是对单笔国债偿还路径的不二描述;而政府用国债为投资性政府支出融资以维持经济增长时,进行的是还旧债、借新债,此时要以国债余额增长率小于等于经济增长率为准则,以保证债务负担率不提高,不必遵守非蓬齐博弈准则;债务是逐步累积的,债务负担率提高的过程是政府未来收入提高的过程,也是政府信誉提高的过程,不能不分国别统一划定最优债务负担率。     

试论写作教学中的写作观教育

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写作观教育对写作教学的影响;同时阐述了以“求诚”为核心的写作观教育对写作创新教学的重要性,并对其实施途径作了一定的探索。     

文学符号理据性初探

本文在语言符号的非理据性特征基础上探讨文学符号的理据性。文学符号所指意义理据性地依附于能指之中。文学欣赏过程即是文学符号理据拾取过程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     

正义的变迁——兼构我国符合正义的法律体系

法律似乎与生俱来地与正义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正义是永恒的,而正义的内容常变.然后考察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不同的正义变化,并主要分析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应然正义.最后以此构建中国在当前历史时期符合正义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