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

朝鲜劳动党第4次代表会议4月11日在平壤举行，会议当天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将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永远拥戴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监护人”张成泽

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7天后,2011年12月24日,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率领朝鲜高层在锦绣山纪念宫内,向金正日遗体致哀。 朝鲜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身着军服,佩戴大将肩章。韩国统一部指出,这是张成泽首次身穿军服亮相国家电视台。张成泽另一更引人注目的身份是金日成的女婿、金正日的妹夫、金正恩的姑父。     

朝鲜开启金正恩时代

2011年12月29日，在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追悼大会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在悼词中说，“金正恩是朝鲜主体革命的伟大继承者，朝鲜党、军队、人民的卓越领导者。朝鲜军队和人民应团结一致，在金正恩的领导下，要确立唯一的领导体制。”韩国媒体纷纷将此看作是朝鲜开启金正恩时代的政治宣示，并从不同角度解读这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     

金家三代人的爱情

“金氏家族”在朝鲜民众的心中等同于“金色的太阳”,让人顶礼膜拜。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这三代领导人的婚姻和爱情也成了朝鲜的“最高机密”,谈论成了禁忌,大众知之甚少,像是一个谜。     

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机理与对策

当前,中国消费市场面临“消费排斥”、供需“双向挤压”以及数据安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数字经济发展势头正盛,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能够为消费市场开拓更多价值空间和发展机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表现为：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更稳健地推动消费品行业创新发展,中观层面上数字经济为深层发掘消费市场潜力提供条件,宏观层面上数字经济更全面地塑造消费新环境。展望现代化新征程,应当基于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市场的作用机制,从补齐城乡消费市场发展不平衡短板、发挥政府顶层设计优势、筑牢数据安全屏障等方面解决消费市场面临的挑战,促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面孔

正李明洙朝鲜军队新总参谋长"亮相"朝鲜媒体间接证实,前人民保安部部长李明洙接替李永吉,成为金正恩执政以来的第五位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这是猜测人民军总参谋长换人以来,朝鲜媒体报道中首次出现新的总参谋长。李明洙现年82岁,是朝鲜军队元老,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时期的"三大将"之一,曾任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人民保安部长,2012年4月在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补选为劳动党中央     

力克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瓶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除了经济层面的需求外,还有心理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情感层面的需求与期望,原有的以现金和物质为主要形式的非专业化的社会救助模式已不再适应发展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化的、     

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和中西哲学的层面差异

本文从人的二重性存在方式，即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角度，考察中西哲学的区分及其层面差异。西方哲学大体属于自觉的实践层面，中国哲学则大体属于自发的伦理层面。伦理层面应最终统一于实践层面。本文对“天人合一”提出分析，主张应扬弃“天人合一优越论”，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统一两层面、融合中西哲学的理论基石。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eyond exclusive religions： challenges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中国宗教的快速发展及相关研究将有可能重塑宗教社会学的边界。由于过分强调对排他性宗教的研究,宗教社会学一度被称为“基督宗教社会学”。然而,非排他性宗教主导的中国社会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机遇。在微观层面上,非排他性宗教的普遍存在对植根于西方社会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改宗”和“委身”——构成了挑战。在组织层面上,它挑战着“教派-教会”理论,提醒我们要对非科层化的宗教组织给予关注。在市场层面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非排他性宗教何以在中国宗教兴盛的原因。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电影达人金正日

想看关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新闻，那得要去翻翻报纸杂志的国际政治版，但是也许命运的轮盘稍稍转一转，你可能也会在“时尚电影”版看到他!‘I如果我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我肯定是个出色的电影导演，或者至少是个电影评论家。”金正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金正恩的公众形象

一则金正恩拄拐视察的公开报道，“宣布”神隐四十多天的金正恩正式再入公众视野。上台近3年，似乎金正恩每一次的言行都能引来国际媒体的关注与猜测，是否真有个秘密团队，精心策划了这位三十出头的全球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公关方案”。     

谁在保卫金正日

不仅出访，即使金正日每年一百多次乘火车在国内视察，也大多鲜为人知，人们不知道他从哪里驶出、驶向何方。是谁创造这样的“安保奇迹”？     

经济法与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

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法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揭示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把规范政府干预行为作为经济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分析,可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基于以上分析,从经济法的层面上可确定“有限的经济权力与充分的市场权利”的法律原则,并构筑“权利、行为和责任”的法律结构。     

政治大咖,有这样一种时尚

政治与时尚,看似没有关系,其实都相互有关联。大多数政治家并非热衷于穿衣打扮,但着装风格却反映他们的个性与经历,彰显着他们的主张与信仰,更是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政治、权力、服饰,让我们来看看政治大咖们将这三者混杂在一起后,营造出的独特的＂时尚魅力＂。金正恩大打“国父牌”4月1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白头山革命战场听取了朝鲜人民军拉练部队的成果报告,并发表讲话。与以往不同的是,金正恩此番戴墨镜出席了誓师大会。     

金正恩无法忘怀的男人又回来了

“我跑到他怀里,哭着说：‘我终于回来了!’金正恩说：‘你回来我很高兴。’我接着说：‘我是个背叛者。’他说：‘过去的事清我都忘掉了。”’     

金正恩:走出半岛,走向国际

正一边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一边大力打开外交渠道,作为一位年轻的国家元首,他的眼光很长远,目标更不止是眼前的利益。未来,他也许会带来更多惊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1月1日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朝鲜有意就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等事项与韩国举行会谈。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本文认为 ,《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 ,是以“悌”起、以“孝”结 ,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 ,属小说的哲理层面 ;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 ,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 ,从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属小说的社会层面 ;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 ,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 ,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 ,是于国则破 ,于家则亡 ,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 ,《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 ,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 ,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 ,一个是钱的符号 ,一个是权的符号 ,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是以“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荣格的文化建构思想及其现代性

荣格的文化建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的。荣格坚信,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东方精神和西方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他所找到的共通层面。在他看来,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必须放弃一种外在性的立场,坚持一种内在性的立场:“用心灵去体验”、“在我们的内心寻求”异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牺牲”本土精神的同时,“站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这样,我们所完成的文化交流才是在“集体无意识”这个根本共通层面上的灵魂的震颤,而不是浅尝辄止的涉猎。这种思想有助于我国学界摆脱文化建构中的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     

非决定论的历史生成观——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探析葛兰西对历史主义的独特认识,构成了我们把握其思想特质的一个根本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生成观,他在哲学与历史的实践统一性层面上,提出了“历史事实”的尺度。他主张的“试错”原则,将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逻辑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