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balanced development,public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government preference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

发展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一般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症结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通过区分“发展阶段型”和“政府责任型”两种失衡形态,可以发现,公共服务供求双方的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集中爆发,发展阶段型失衡和政府责任型失衡的混合形态是中国当前发展失衡的本质属性。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体制制约了政府的效率,并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偏差,是当前发展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改变中国发展失衡现状的途径,不应仅仅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承担更多责任,更应立足体制转轨背景,加快解决引致政府行为偏差的体制性问题。     

从营销角度构建政府核心竞争力

目前,对“政府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尚无定论。本文从“市场营销”的角度阐述了“政府营销”的内涵及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并以此为依据,简单论述了“政府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中国模式中“强政府”角色定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具有明显的“强政府”特征。本文从国际环境、传统条件、现实国情三个角度,分析了“强政府”角色定位的几个影响因素,指出中国政府的平稳转型与合理定位,既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也是这种模式能否持续的关键。     

探索民间福利组织运行模式——济宁市老年保健医院暨老年公寓个案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管理体制受到冲击,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洽体制逐渐建立起来,政企、政社、政事开始分离,“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逐渐确立。尤其是近十年来,民政部门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办”的口号,为民间福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使这一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众多的民间福利组织和机构开始承接以往政府和单位包揽的社会职责,向社会提供各种福利性的公共服务,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     

新时期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突出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主导包办向社会、企业、个人多元参与转变;由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向管办分离、政事分开转变。为此,政府需要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建设型财政体制需要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实现依法行政,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建构适合国情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模式。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节约型政府的理论内涵与构建路径——基于生态政治的视角

节约型政府是指在政府的形态构成和运行模式上都遵循节约原则的政府类型.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节约型政府是节用爱民的政府;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节约型政府则是“廉价政府”;从价值形态来看,节约型政府是建立在生态理性之上的、追求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政府.节约型政府是生态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创建节约型政府也是在制度层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当前中国构建节约型政府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提倡廉洁自律的“官德”,建立透明合理的工资制度,预防和治理资源系腐败,合理控制行政支出.     

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系列经济问题,急需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完成,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负有重大的责任。     

发挥专家学者作用完善北京的决策咨询机制

北京作为首都 ,科研的人力资源十分丰富 ,分布着“五路大军”、“六大板块”。这些机构和人员通过各种形式 ,在政府的决策中起着积极的服务作用 ,推动了北京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与资源优势相比 ,开发和利用专家学者的作用上仍存在问题 ,作者认为应该采取完善政府决策咨询制度 ;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创建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 ;搭建政府决策支持平台等措施。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法治政府的本体追问与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的应然形态和本体面貌需要我们无休止地追问。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是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意愿和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律而设立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包括政府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政府行为都合法、合理、规范,法治政府是以良法之治、政府受法律控制、保障公民权利、控权护权统一、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为价值取向的政府。法治政府无疑应该是体现实质正义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应然图景需要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胆描绘。     

粮食安全步出"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

粮食市场的博弈包括很多内容。就粮食安全来讲,有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中国农民与中国政府、中国农民与金融机构、中国农民与国外粮食供应商和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等多种错综复杂的博弈类型。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地区之间以及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目的在于寻求粮食安全走出“囚徒困境”的途径。     

研究型政府:公共管理的新愿景

近年来,在“学习型组织”的话语背景下,学习型政府成为流行的新概念。相对于“长官意志”和“论资排辈”而言,学习型政府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学习型政府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为了提高各级政府的政策驾驭(掌舵)能力,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公共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在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并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政府与学者互动机制,建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追求卓越境界的公共治理新体制。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由法律到市场:食品安全治理学说的思辨

食品安全关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感受,并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及治理思路,学术界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理论,分别是“法律体系不完善说”、“政府监管不力说”和“市场失效说”,三种学说的基本共识是“技术万全论”.正是这种“技术万全论”思维逻辑本身所固有的局限决定了这些学说无法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思路.而事实上食品安全治理的各种技术植根并匹配于特定国家的社会结构,保证技术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制衡才是食品安全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服务型政府”概念探析

作为一个由中国知识分子率先提出的概念,“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中国社科界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但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遭遇了一些困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何谓服务型政府界定不清。现有服务型政府的定义存在缺憾,突出表现为普遍没有关注政府应该通过何种手段来提供有效服务的问题。政府只能以发展为手段来丰富公民的权利内容,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持可持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因此,只有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突出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手段问题,才能准确界定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期望与回应：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成立的。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治国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这些都对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要求,寄予了更高期望。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的成立,对于回应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期待,促进专业建设,发挥社会工作在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我国社会工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与分配体制改革的力作——评申亚民著《陕西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模式研究》

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基础性事业，对于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中国，办好农村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几经演变，最终真正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向“人民教育政府办”的历史转变。政府全面负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特别是4％的标准为办好农村义务教育提供巨大的经济保障。     

美国重塑政府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主政美国伊始,即启动了以企业化为导向的重塑政府运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场改革运动至今方兴未艾。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对政府进行企业化改革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对于同样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中国行政改革来说,“企业家政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英文)

本文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并将非国有企业与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据此提出的中国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并带来了公共支出的不足。结果,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利用我国1996--2006年30个省面板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此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