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与土

建国之初，也就是我们国家饱经战乱之后，土的东西尚且匮乏，洋的东西就更是稀有了。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人曹崇过洋，迷过外。凡是洋的东西都走俏，都吃香。当我们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党和政府曾发起过对崇洋述外的“洋仅哲学”的猛烈批判，许多产品前面的“洋”字逐步取消……尽管如此，人们对洋货仍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为什么？我想是两个因素：一是洋的东西是外来的，是本土上不曾有过的新东西。人们喜欢洋东西，是一种喜新厌旧的。C理使然。二是洋的东西是现代的，科技含量和现代文明的含量比“土”的…     

法治是建设“幸福广东”的保障

“幸福广东”的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它要求政府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确立社会正义法治理念，并以此制导政府行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权行为；另外，要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地方立法，为建设“幸福广东”打造一个法制保障平台，以保障“幸福广东”建设在具体项目上有法可依，给予“幸福广东”建设以强大的推动。     

东北亚经济合作有新设想

应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邀请，本人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赴汉城参加由它主办的“２１世纪通向东北亚经济合作之路”国际讨论会。中国、日本和韩国２０多位学者与会。分别讨论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及加强东北亚合作的战略设想四个专题。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是由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颇具权威性。它为政府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有关国际经济的政策问题，它又是韩国政府的政策信息库。韩国经济部副部长严洛特地到会并作主题发言。过去２０多年来，有关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已经召开过不少会议，包…     

刘鹤：为三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介绍身边的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该报道认为,刘鹤的工作是“勾勒中国的经济前景,而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解放初期叶剑英主政广东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剑英主政广东。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与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等密切合作，共同打开广东工作的新局面。早在1949年9月赣州会议期间，叶剑英就考虑过如何建设好广东的问题。他曾形象地把广东比作一条“龙”：以广州为首的城市是“龙头”，广大农村是“龙身”，而沿海岛屿则是“龙尾”，就此他提出了“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的设想。后来，他进一步将其完善，明确提出“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基本方针（《叶剑英在广东》第2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剪刀手李克强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有一位低调的总理,一位信奉减法的总理。这个性格坚毅的减法总理顶住放缓经济增长率的压力,忍住利用落后产能刺激经济的虚假繁荣诱惑,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李克强近期读过的书之一是《乔布斯传》。与奉行极简主义、喜做减法的乔布斯相似,李克强反感无意义的冗余。这名国务院总理决定对中国的大政府传统出手,做一次漂亮的减法。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中国总理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确地在自己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之后，呼唤“依靠”市场。     

海洋经济研究专家——朱坚真

<正>朱坚真,湖南双峰人,1963年11月生。广东省政协常委、湛江市政协副主席、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水产战略研究会顾问、广东省农村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浅析公企业的“公共性“对日本国铁经营效率的影响

公企业与私营企业不同。它不仅企业性，而且还具有“公共性”。政府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决定公企业的“公共性”强弱。“公共性”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公企业的规制力度上。这种规制影响了公企业的经营效率。本文以日本国铁为例，论述了“公共性”对公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双转移”战略的经济学诠释及前沿问题研究

增长极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诠释了“双转移”战略的理论基础，“双转移”战略既是广东省现实状况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广东的创新实践。本文通过分析“双转移”战略实施中的转出地平稳发展、具体操作模式、社会经济结构、政府治理目标与原则等前沿问题，探讨贯彻实施“双转移”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     

广东可持续发展情况综合分析

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实力居全国第7位,人均GDP90年代初跃居全国第一位,到1999年1173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9．3％,而成为我国经济增速最快的第一大强省。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广东在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对广东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全国各省市制定发展战略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综合分析了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情况,并指出其在全国的地位和差距。     

洋奶粉“疯涨“的背后

日前，国内“洋奶粉”纷纷悄然提价。惠氏、雅培等洋奶粉每桶上涨了10～30元，涨幅在10％～15％之间。就在今年5月初，发改委约谈了雅培、多美滋、惠氏和澳优等六大洋奶粉品牌，要求其遵守中国《反垄断法》和（《价格法》。但仅时隔两个月，惠氏等洋奶粉品牌就以成分升级为由再次提价，此举在国内奶粉市场激起了轩然大波。     

对建设“幸福广东”的若干思考

在建设幸福广东的过程中广东人民要获得幸福，不仅要求政府要全力推进与落实在民生方面的客观保障，更要求每一个广东人身体力行地践行“我为人人幸福，人人为我幸福”的思想理念，幸福广东的建设与实现应建立在广东人共存共荣基础之上的互助与互爱。     

经济法与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

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法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揭示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把规范政府干预行为作为经济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分析,可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基于以上分析,从经济法的层面上可确定“有限的经济权力与充分的市场权利”的法律原则,并构筑“权利、行为和责任”的法律结构。     

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方向与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轮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以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体制转型红利”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经济改革即将开始,方向仍然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冲突,都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第二轮的经济改革,除了要推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外,还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对处于不断扩张中的“央企”的规模、范围、领域等进行必要的限制；二是政府内部的关系,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应重点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并防止其发展风险.     

体制和结构双调整中的日本经济

“哭穷”。“衰败论”、“转型论”和“哭穷论”各执一词 ,孰是孰非一时难下定论。但这三种观点中都不排斥“调整”一词。日本经济需要调整 ,也确实在进行调整。调整正在从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由此可以认为 ,应该认真地看一下日本经济在调整什么、用什么方法调整及调整出了什么结果。弄清了这三个问题之后 ,方可对日本经济的走向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一、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经济体制”曾是昔日日本经济辉煌的体制保障 ,同时也是当今日本经济不景气的体制根源。“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经济体制”主…     

广东应有的十大世界战略眼光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最近提出“如何以世界眼光谋划广东”,就这一主题,2007年12月29日,本刊邀请了被誉为“中国首席城市经营与产业战略专家”的王廉先生,侧重经济方面进行了座谈。本文是王廉先生所论及十个话题的谈话记录。本刊今年将系统报道“如何以世界眼光谋划广东”的应对策略。     

走向公共治理：广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取了如下路径：一是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变革；三是从“政绩政府”向“绩效政府”转变；四是从“官僚独自”向官员互动的公共能量场转变。     

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在稳定性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区域协调合作由于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必将昙花一现。但本文认为，基于“推动本地经济社会率先发展”的有限竞争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基础，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动力，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主导和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持续推进一体化区域内的专业化分工和提高区域内市场交易的效率。     

努力增创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新优势──“广东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要

近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和惠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在惠州市联合召开“广东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周年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来自全省各市县的120多位代表，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下，认真学习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总结、回顾广东对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经验与存在问题，同时遵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广东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要求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东跨世纪调研活动”的总体部署，对广东今后如何坚持“两手抓”、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等重大课题，进行了研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简述如下：一、关于邓小平精神文…     

试论外资企业的本地化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外投资企业发展势头趋旺。外资企业的本地化趋势已成必然。如何看待和认识这一趋势，“内”、“外”资企业平衡发展，如何更完善制定外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应得以重视。更新思想、走出误区已是新经济形势下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