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特征

美国后现代作家菲利普.罗斯后期创作中不再沉迷于各色试验手法,开始将注意力更多的投向历史。但不同于传统历史观,罗斯后期的一些小说谈及的历史已不再仅仅是作为陪衬背景,历史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具有了新历史主义的一些特征。历史与文本,事实与虚构之间没有了清楚的界限。在他的美国三部曲中,罗斯把历史史实和边缘化人物相融合,真实再现了美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反映了少数族裔和边缘人群向主流社会融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受到的排斥。反讽式历史话语及比喻性修辞的运用,揭示出某些历史性举措和行为的极端与荒诞,及其给人们带来的难以抹去的深远影响。罗斯借此表达了他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现实关注和思考。     

“公子财爷”唐英年：从“钱”到“权”

唐英年,历任香港财政司司长、香港政务司司长,是香港特首之下名副其实的“第二人”。作为出身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豪门公子,唐英年身上不乏“公子气”,他曾多次强调最重视家庭及个人享受,嗜好红酒,喜爱赛马,更爱玩跑车,但这并不妨碍他成长为一位让香港市民超级喜爱的政治明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就是凭着这份睿智与雄健,唐英年一步步走到角逐香港2012特首的最热门人选之一。也许,他还会走得更远。     

从台湾客家小说看“大地之母”形象塑造

透过台湾客家小说的阅读视野,最能体现客家族群文化性格的人物,当属有着"大地之母"美誉的客家女性。这种族群形象与性格的生成,一是与客家女性在移垦社会生存方式中的族群角色定位直接相关,二是与她们爱乡爱土的大地情感和生命意识分不开,究其根源,皆来自于客家女性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     

“等差之爱”与“普遍之爱”并非对立——从孟旦的朱子哲学研究谈起

本文从美国学者孟旦对朱熹哲学中的家和流水等结构性形象的研究着手,剖析了等差之爱与普遍之爱之间的关系,并对儒家的等差之爱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与普遍之爱对立以及是不是现代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等问题加以了认真探讨。     

环境伦理学中从“是”到“善”的转变

从是到善的转变,即把事实与价值联系起来的原理,在环境伦理学中非常重要,其要点是:第一,对于非人为的善而言,只有那些把善作为对生物实体的善才是合理的从是到善的转变;第二,对无感觉的生物实体的善有益于其自生功能;第三,生物实体的外生功能有益于相关实体,其外生价值一般大于自身价值;第四,合理的从是到善的一般原理就是关怀大自然(包括生命与非生命)中非人为的善的领域。     

从“一讲到底”到“问题”引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建设刍议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教育教学体系甚至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是我们对该课程的基本建设定位。但这一重要课程的教育教学效果总体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与这一课程的课程定位和所担负的教育使命来说还有不小差距。彻底改变传统的"一讲到底"的灌输式教学模式,通过以"设问"为主,"设问"、"讨论"、"辩论"以及"讲评"几个环节的有机整合,建设综合性思想政治教学课堂以提高课堂教学实效,还需要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们不懈的实践与探索。     

“硬汉”形象:北大荒精神特质的文化符码——以梁晓声的创作为例

北大荒文学中的硬汉形象,承传了北大荒人的精神特征。梁晓声的小说最具代表性,塑造了这类北大荒先进知青的典型形象。硬汉具有刚毅果敢、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他们在知青中具有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威信。作家所挖掘的硬汉精神,是北大荒知青精神的写照,他们都具有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无论身处何种逆境,哪怕是面对死亡的威胁,都不迷失自我价值,始终保持着人的尊严和勇气。硬汉形象是梁晓声的精神自画像,肩负着北大荒知青一族的精神期许,成为北大荒人精神特质的文化符码。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重债穷国倡议”到“缓债倡议”：主权债务救助的影响与反思

主权债务救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发展危机的重要方式,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主权债务救助的作用往往是短期的,其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债务问题,也无法预防和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这根源于主权债务救助的三个结构性难题：主权债务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主权债务救助目标议程的分散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虽然集体行动难题一直是主权债务救助努力克服的核心问题,但债权人的多元化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主权债务救助目标议程的分散化,尤其是债务救助的政治化则导致债务救助偏离了实际,往往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和脆弱的,其是由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构性挑战决定的。由此,主权债务救助必须以缓解这些结构性难题为导向,根据现实变化,反思和重塑债务救助的理念和方式,最大程度降低债务救助的附带影响,必须标本兼治,从系统、综合和发展的视角塑造和践行新时期的主权债务救助。     

“modern”之前的“摩登”——从“摩邓”到“摩登”的言说

摩登问世,并非英文modern的汉译音译,而是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梵语语汇的音译.摩登在中国历经了两千余年的辗转流传,含意发生了多次变迁,逐渐从佛教用语演化为世俗用语,同时带有了浓郁的女性意味.摩登的非本土性使其在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成为英文modern的汉译音译.摩登的言说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同时自身也存在着古典意涵与现代观念的纠葛与纷扰.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从“感性的人”到“美的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观念探析

浪漫主义艺术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风行于欧洲大陆的一场艺术运动。浪漫主义艺术强调个性、主观性、激情和想象,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崇尚天才,反叛对规范性的模仿,追求唯美、自由和超越性。"美的艺术"从传统的艺术概念中独立出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和功用,美的艺术就是天才的艺术。浪漫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却是一场波及全欧洲的一次文化和艺术思潮,它因为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石、伟大的作品、传奇的艺术家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历史和人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三线人”的时空流变研究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作为时代主人翁的"三线人"经历了国家政治意志下的政策性身份生产、单位制框架下的身份实践与体制改革下的结构性身份消解,后又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的时空情境,尤其是单位制向市场制的结构之变、体制改革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价值之变以及主人翁到边缘人的身份之变,形成了一股新时代追求群体认同与群体价值的力量,与历史和回忆的自然动力共同驱动"三线人"的自我建构,形成了以艰苦的身体记忆、光荣的心理记忆与愉悦的生活记忆为主要内容的集体记忆。基于内在动力的集体记忆外展延伸与客观的社会主流价值外在联结,共同形成了公共视域下的"三线精神"。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到"三线精神",串起了"三线人"的情感社会化历程,也串起了宏大历史过程中"三线人"的时空变迁。     

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神话重述与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反思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神话重述现象在解构民族历史文化形态与空间的同时,也使人们在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与文学传统中生发出坚韧的民族情感与力量,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想象中发掘新时代文学的美感与价值,在民族思维深处的镜像中反观并呈现现代性的种种形态,重拾搁浅的传统文化中对原有文化进行的追思与想象。神话内核中所包含的文化基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国家与民族的记忆,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一次反省与自觉。     

从“政治人”到“生态人”：论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转换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所面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政治生态＂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价值身份。在后工业社会,生态环境的转换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不是被置于意识形态迷雾下的＂政治人＂,而应走向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生态性及互为生态性存在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人＂。＂生态人＂的提出与实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     

洪磊：“蓝厅”的新面孔

春风般的温暖2009年4月,北京的初春乍暖还寒。然而,当洪磊戴着和煦的笑容向我们走来,料峭春寒似乎顿时减退了许多。这是外交部邀请京城各大媒体参加的一次联谊活动,也是外交部新闻司与媒体界朋友的一次“亲密接触”。     

破解“三农”难题的钥匙：发展乡镇村经济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并把“三农”难题作为重中之重,但“三农”难题至今仍未取得历史性突破,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黑龙江省绥化市创造性地提出发展乡镇村经济及异地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从“快治理”到“慢治理”——协商民主的治理节奏及其转型

国家治理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构成了特定的治理节奏。治理节奏是对治理过程的速度及其变化的描述,包含了快与慢的不同样态,是观测和理解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维度。加速与减速是治理节奏变化的两种基本动作。加速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也建构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旋律。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也提出了审慎或适度的减速要求,推动了治理节奏从快到慢的转型。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了治理过程的动作,提高了协同活动的密度,拉伸了治理活动的流程,也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节奏,具有让治理节奏慢下来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治理动作的速度,增强治理过程的回应性和敏捷性,也需要更加审慎和精致的治理,建构进退裕如的治理节奏。     

“西晋说”：从“洛阳纸贵”再探“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时间——对方汉奇先生“中国古代报纸出现时间”议程设置的再思考

“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出现时间,可以溯至西晋的“洛阳纸贵”时期（亦即提出“西晋说”）。“洛阳纸贵”时期为公元296qOO年间。提出“西晋说”的意义在于参与学术争鸣并创新考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