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

本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对南宋事功学派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南宋事功学派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从社会实际和教育对象出发思考教育问题。在其教育思想体系中,蕴含着浓厚的讲实用、务实学、求实才的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思想。它是我国古代经世致用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陈亮的功利德论探析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肯定道德的功利性。在伦理层面上,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提倡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理想人格;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德化为本,杂王霸、会事功的富国强兵之说。陈亮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理解道德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鹿善继是晚明北方王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儒学思想承王阳明、罗念庵一脉而来,以“躬实践”为主要特色,合学业、事功为一体,重节义,重实学。以“真”为心体,以“时习”为工夫,以奋进为乐,以“不动心”为着落。据鹿善继的学行及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理应给予其儒学史上相当的地位。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论优良的传统伦理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尊重、公平、关怀、诚信等,自古以来是我国的重要伦理原则,为古代的儒家代表人物所推崇和施行。这些伦理原则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仍须认真坚持“尊重、公平、关怀、和诚信”等伦理原则。     

《吴子》:文德武备，内修外治——先秦兵家思想研究系列

吴起是战国初期卫国的兵家代表人物。他继承姜太公《六韬》《司马法》中由政治到军事的思路,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固国强军方针,在文武兼修、以德治军的基础上提出“义兵”“慎战”的军事主张,首开《论将》《治兵》篇,专论“总文武”“兼刚柔”的将领管理要求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兵理论,论析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作战原则,对于丰富先秦兵家军事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薛中离述论

宋明时代的岭东潮州,封建文明步人繁荣昌盛的高峰期。明嘉靖年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潮州王门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便是薛中离。本文主要根据薛中离的个人编著、明史、家港及有关史赐,对薛中离一生对王阳明心学的师承、传播和实践（主要是从政的政治实践和造福家乡策划着举的社会实践）进行全面的论述,并着重对其学术思想和个人修养作了客观的阐述与评价。     

泉南名儒林胤昌简论

林胤昌为官廉能、为人孝悌,是明末清初泉南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融合理学、心学,提出“旦气之学”,深入阐明“已发未发”之旨;他的讲学活动在明末泉南一带影响颇大,并一直延续入清;他的生平、思想、著述等方面都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张謇廉政思想述论

张謇作为清末民初政坛的重要人物,在其本身深厚的儒学背景及近代化思潮的冲击下形成了他具有时代特征的义利观、诚信观、俭奢观。以此为基础,张謇终其一生,重德、勤政、选贤任能、积极改革吏治。虽然一己之力并不能改变当时社会的贪腐状况,但他的所思所为对我们当前的廉政建设却不失为重要的借鉴。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研究——以今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为例

明代贵州的民户构成较为复杂,一般包括明初的民屯、商屯,"熟苗"及后来从他省迁来的商人和流民。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在明代的中前期,史料记载较少;记载较集中于嘉靖和万历时期。但记载的人口数据变化很大,不合常理,需结合当时的政策、统计方法、社会现实、地理环境等进行具体分析。万历末期,随着贵州各地的"苗乱",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锐减。     

何良俊实学思想及其成因探析

生活于嘉、隆年间的松江名士何良俊，是一位值得我们留意而又常常被忽略的学者。令人对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其不多的戏曲理论以及其《四友斋丛说》中丰富的史料两个方面，而对其实学思想却极少关注。事实上，何良俊在重经思想的指导下，针对当时僵化的程朱理学以及逐渐空疏无用的心学末流都大加批判。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晚年任职南京期间，针对倭乱、水利、田赋、财税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其思想及行为都为明末清初实学思想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明代无为教与其教义思想简论

无为教是明中叶出现于民间宗教世界的重要教派,由其创立者罗清构建、罗清弟子继承与发展的无为教教义思想,不仅孕育出一批又一批民间宗教理论家与实践家,而且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民间宗教运动,对明清时期的宗教信仰领域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