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NPM)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了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兴起,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途径。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

政府成本研究主要有政府内部管理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和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等。前两个视角属于传统研究视角,把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研究属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第三个视角及其与第一个视角的融合则属于公民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方向,即政府成本研究的新视角。公民治理研究视角需要构建公民治理序列模型,然后从其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管理如何吸收公民治理的相关理念并作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探讨降低政府成本的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才使得治理理论有可能超越新公共管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新公共管理视阀中的政府治理变革

政府在本身发展过程中选择何种工具来应对发展困境,是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通过对“治理”的剖析提出新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结构重建过程中的有效工具,并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治理变革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

与有限理性主义即一种限度的理性主义一样,有限人本主义也是一种限度的人本主义.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等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内容.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继承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管理主义理念与宪政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变了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而有限人本主义在新公共管理中处于价值从属地位;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服务社会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局限性.     

回应型政府:理论基础、内涵与特征

回应型政府是建立在公共治理理论基础上的、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而提出的概念.它以公共治理为理念,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具有自觉、稳定、可持续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有效回应社会所需回应力,体现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的基本特征,以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为治理模式.回应型政府是与服务型政府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

网络是科技发展和知识交融的智慧结晶,是人类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虚拟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对接平台,也是国家公共治理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作为当下公共生活的重要元素和载体,网络引领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不断促推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空间的公共化.而微博的出现则加速网络公共领域的衍生与扩张,根本性地改变着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结果和目的.随着政务微博的涌现和公共议程的设置,网络民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在改善着国家治理的结构与进程,微博行政考验着政府官员的执政情商和治理能力,或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微博问政方式将成为新的政治增长点.     

论民主性知识建构中的合作治理——《民有政府:反政府时代的公共管理》评析

现代公共生活所面临最具威胁性的治理悖论,是公民权的实现既要依靠政府,但同时公民又对政府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甚至政府及公共管理者蜕变为服务对象发泄怒气的标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携带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传基因,通过商业化运作方式削弱了政府的核心公共服务能力,形成对政府治理合法性的倒逼态势。反政府时代公共管理的变革亟需把培育积极公民权摆置首位,由抽象而冷漠的纯粹理性转向人性化的政治关怀,从端赖于代议制知识转向注重直接经验性知识,铸就包容性理念和信任机制,在政府与公民互动的空间拓延中实现合作治理。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预算改革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过程。作为政府筹集、分配和管理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公共预算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治理的重大政治问题。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预算改革,需要遵循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坚持顶层设计与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现行公共预算不论在理念、技术还是权力配置、公开透明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预算改革,必须更新公共预算的治理理念,改革公共预算的权力配置,拓展公共预算的社会参与,优化公共预算的技术手段。只有致力于推动公共预算改革,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才能得到持续提升。     

西方政府改革运动实践模式演变的回溯分析——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演进视角的考察

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开启于上世纪的70年代,在实践模式上表现为对"效率、效益、经济"的追求,力求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回缩政府职能以提高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因此,分权与市场化成为这一时期改革实践模式的显著特征。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政府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丰富了政府管理的工具选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权力碎片化"和"政府空心化"等问题。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化的影响因素、演变逻辑与发展策略

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要义之一是公共部门结构分工所带来的机构化，该现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议程中。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也通过机构化的方式来应对挑战，但学理上对我国地方治理背景下组织结构分工与形态变化现象的理论解释颇为匮乏。本文运用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解释该现象的影响因素、演变逻辑，并结合后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西方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治理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公共管理方式, 也是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与方法。它反映了社会管理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的发展取向, 贯穿了公共责任的管理理念。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公共责任机制。西方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以及实践对我国的政府管理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公共服务中的泛化误区、效能悖论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优化

服务型政府服务效能的提升并不简单等同于满足更多个体要求，也非面面俱到的有求必应。一旦政府服务泛化反而可能加剧个体诉求表达的日益私利化，政府治理权限的实质萎缩，以及公共秩序构建逐渐乏力。服务型政府职能事实上应包含治理以及治理基础上的服务两个层面。这就要求服务型政府构建的重心应置于多元利益的甄别、引导与整合，以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为核心，理顺区域内部的社会关系与公共规范，推动民众形成积极正向的集体共识、利益取向并能够迅速地采取集体行动，使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能够真正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未来服务型政府建设应进一步把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标准的“人民性”特点，彰显公共服务主体的共享共建特点，并基于服务效能强化加速政府职责体系变革，以行政活力度提升为基本要求鼓励行政方式创新。     

《东南学术》2006年总目录

(篇首数字为期数·页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特邀编审:陈振明1.50政府管制、公共企业与特许经营权竞标———政府治理自然垄断问题的政策选择分析黄新华1.58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李丹1.65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夏路2.20影响服务性机构绩效的主要因素阿里·哈拉契米著孟华译2.27战略管理的实施与公共价值的创造———评穆尔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中的战略管理》陈振明2.35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唐桦2.43行政扩张型虚假城市化现象的机制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李学3.11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     

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合约制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西方合约主义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实践产物。它建立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合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分析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协调机制从公法向私法转变。笔者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合约制的实践成效入手,试图构建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合约制政府的概念框架,对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以现代治理为取向的我国行政改革中,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西方政府的最新治理模式——合约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推广和应用合约制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政府走向廉洁、高效,这将为我国建构现代的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政府治理机制发展与法国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机制从科层制、合同制到协同制的发展,是法国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框架结构和制度条件。公共治理理论下法国确立文官制度,通过科层制区分政府内部政务官与事务官职责,一动一静共同保障法国多党政治下社会的有序运转;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法国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部门,通过合约制确保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效率与效益;后新公共管理下通过协同制统筹政府部门间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兼顾效率、公平与协作,全方位多角度为法国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