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以徽商为例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被余英时称之为韦伯式问题。余英时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加以批驳。然而,由于两者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求证,而缺少实际的经验研究,因此,论证结果都缺乏强大的说服力。但同时,余英时也特别指出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可惜的是其本人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徽商以儒家伦理作为行动指南,既有勤俭、诚信品质,又有超越性动机和理性化过程,具备入世苦行精神,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无实质矛盾。     

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

浙商已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与社区政府主导的苏南模式、外资主导的珠三角模式比较,浙江模式是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浙商精神体现了草根精神。浙商崛起于后发中国的改革开放背景下,与韦伯所讨论的工业资本主义兴起问题,具有时代性差异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异。因此,不能仅以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发生学来模拟浙商精神的孕育机制。浙商精神的形成与以市镇经济为载体的浙东事功哲学和商业文化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并不是事功主义哲学和市镇经济的直接产物。     

证伪“韦伯命题”: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中国梦的实现意义重大。位列其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证伪了马克斯·韦伯的命题,即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及东亚国家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对企业家精神的建构推进了我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使家国实现更大程度的同构,促进中国梦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     

重释韦伯命题:道德激励的三重维度

韦伯命题揭示了西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伦理文化价值形态伴随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转型,其创造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价值激励形态,为实现社会发展提供了特有的伦理动力;文章从对韦伯命题的重释中,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激励实现的三重维度及其功能结构。     

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劳动契约制度：一项韦伯命题的解释

马克斯·韦伯阐述了西方劳动契约制度历史变迁的独特价值,应引起学界关注。以英国为例,劳动契约制度概约经历中古早期、中晚期及至近代三个阶段：中古早期劳动制度体现了原始契约为特征的以身份为内容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劳动者人身自由度和劳动期限;中晚期到近代前夕,劳动契约制度主要涉及工资、福利及国家干预的程度;近代之后的劳动契约制度反映了契约自由的精神,其主要内容是劳资协商自由,劳动者流动自由、结社自由。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反映了英国劳动契约制度的文明进程,也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探析——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长期以来,韦伯命题在学界广受争议。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脉络结构进行梳理,认为韦伯命题来自于韦伯精心的研究设计,即以统计规律发现问题、以因果关系分析问题及以理想类型得出结论。因此,和韦伯命题相比,韦伯的研究方法同样发人深省。     

对韦伯命题的一种探析——影响东西方经济管理的不同方式

“韦伯命题”作为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焦点被广泛关注着。但是以往人们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问题时,却总是片面地看待它。他们过分突出了宗教文化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考察了韦伯命题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形成韦伯命题热的过程。     

"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韦伯命题下的浙江发展经验研究

浙江模式是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以韦伯命题为研究线索,认为浙江模式发端于庶民儒教,行担经济中蕴涵了浙商精神,祠堂合作模式基础上的市场发现和技术引进,造就了浙江模式的后福特制特征,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论徽商“好讼”的弊害

在"无讼"主流意识中,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的徽商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的同时,也给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诸多弊害。     

论韦伯的“价值无涉”

为了抵制对自然科学的盲目推崇,韦伯一方面强调文化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具有价值和意义,为了保持文化科学的严肃性,韦伯另一方面又提出“价值无涉”的主张,反对将学术研究与价值判断相混淆。韦伯的这种观点,也许并非无可争辩,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间接确证”能实现对“不充分决定命题”的反驳吗?——劳丹与利普林论经验等值与不充分决定命题

典型的"不充分决定命题"以经验等值问题为理论基础,强调经验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作用.经验等值命题又是以传统的"假说演绎"模型为依据的,它的论证表现为一种"直接确证假设",其根据在于假说演绎理论的"后承主义".劳丹和利普林针对亨普尔式的逆后承条件,从反驳直接确证入手,提出了"间接确证"论证,试图直接截断从经验等值到不充分决定命题的逻辑关联.但劳丹等人的间接确证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违背了确证理论中"逆后承条件"和"确证的充分性条件"的不相容性.     

您知道“徽商会馆”么？

在我国明、清时期曾经风生水起叱咤商海的“十大商帮”（徽州帮、山西帮、宁波帮、陕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江右帮、龙游帮）中,诞生于安徽省古徽州的“徽州帮”一直是稳居榜首的;而在由徽州商帮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宝库中,“徽商会馆文化”则一直是个温馨、多趣却又神秘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已经在“弘扬徽商精神,促进安徽崛起”的主题下成功地举办了4届、并已成为安徽省一块亮丽的经典品牌的今天。     

对韦伯“唯心论者”身份的重新解读

古典社会学理论中,韦伯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而韦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角度探寻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产生的精神根源。20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究竟韦伯真的是一名唯心论者还是世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韦伯。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韦伯的方法论视角并对其著作重新解读,并得出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正关系。     

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     

浅谈“理性化”到“合理化”——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的比较分析

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截然不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命运的展现恰好背道而驰.     

韦伯社会学方法简评

社会学方法论的思想渊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理解"与因果分析和理想类型构成了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相关内容.尽管其中某些观点和原则具有争论性,但韦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对社会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影响深远,这是不争的事实.     

韦伯的伊斯兰社会控制理论研究

伊斯兰教兴起于双重运动,即政治的和宗教的.其决定性因素是这二者的“传奇式”结合.韦伯在其论著中提出了两个假设:其一,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迁徙是穆罕默德一生的转折点;其二,他的伦理性预言是树立其政治威信的先决条件.宗教的问题和最为重要的政治统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就要求制度的分化和公务员的设立.伊斯兰封建政治中的奴隶军队和军事俸禄制,是伊斯兰国家所特有的构成之一,在伊斯兰俸禄制封建主义下的政治控制只是在政治上倾向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上则不是.在韦伯看来,卡里斯马和理性行为是历史上的两次重大的创新力量.伊斯兰律法是一种由先知传达的法律天启,是神圣法的典范之一,但其种种特征处处表现出卡里斯玛的渊源.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