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以徽商为例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被余英时称之为韦伯式问题。余英时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加以批驳。然而,由于两者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求证,而缺少实际的经验研究,因此,论证结果都缺乏强大的说服力。但同时,余英时也特别指出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可惜的是其本人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徽商以儒家伦理作为行动指南,既有勤俭、诚信品质,又有超越性动机和理性化过程,具备入世苦行精神,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无实质矛盾。     

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从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

徽州楹联作为楹联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徽商用它来指导经商,形成了独特的徽商精神.徽州楹联文化中蕴藏着徽商独具特色的"徽骆驼"精神、诚信经营的原则、"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以及坚守伦理的家族观念.通过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可以发扬徽商文化,挖掘徽商精神内涵,准确解读徽商精神的现实意义.     

徽商精神的历史源起、三维定位及科学内涵

徽商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从徽商精神的历史起源来探析,可以发现徽商精神既具有文化层面的共性,更具有地域层面的特性。徽商精神在几百年徽商的经济活动、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中,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引领和行为约束,这也是徽商在诸多商帮中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徽商精神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思维模式、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为基础,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三角核心模式,并最终形成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贾而好儒的诚信精神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内涵。     

比较还是比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一 　　近日再次读得知名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力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商人诚信观的发展演变

（一）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彼此之间也不信任。余英时针对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以明清时期的商人为例,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诚信”与“不欺”是中国商人伦理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许多论述徽商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曾予以详细说明,并且一致强调讲诚实、重信用是徽商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强调诚信的国家,而且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于商业流通领域,且是人们所推崇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     

将徽商精神融入高校团学活动的思考

徽商拥有数百年的经营成果,给我们后人留下丰厚的财富。无形的精神财富徽商精神,是徽商的经营理念和处世哲学的集中体现。高校团学活动的开展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章将徽商精神融入到高校团学活动中来,让学生从中得到启发,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     

比较还是比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近日再次读得知名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力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商人精神》）,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历史史料翔实而生动的把握,以及大胆地提出了与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研究所不同的论调,都让我这个后生深感敬佩。     

徽学专家话徽商

2008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在“徽商故里”黄山市召开,这无疑是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为此,且让我们随江志伟先生走进“徽学专家话徽商”的斑斓世界,去分享“徽商”专题学术科研之成果,去“弘扬徽商精神,促进安徽崛起”（第四届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主题）。     

徽戏与徽商

徽戏的发展与徽商有着密切联系。徽商为徽戏的兴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徽商的审美情趣影响着徽戏的思想和艺术。徽戏的诸腔杂奏、不断演变的特点,体现了徽商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的风格;徽戏的追求排场豪华、武艺高超等舞台表演艺术,也是徽商的精神需求、审美选择的结果。没有徽商就没有徽戏艺术的广泛传播。     

浅论在徽商影响下的徽文化发展

徽州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应运而生的，而徽商的鼎盛繁荣又推动它走向兴盛，并且在其经商和建筑民居中充分体现了徽商的精神文化追求。本文主要从徽商和徽文化的关系来简单阐述徽商对徽州特定区域文化形成所作的影响。     

传统文化与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

传统文化是造就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越文化熏陶下的越商,具有冒险、创新,勤俭、敬业,诚信、合作以及家庭、企业相伴等企业家精神特质。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文化素质探析

徽州文化涵盖了自远古以来属徽州地域的所有人文事象,而古徽州商人是徽州文化辐射的载体,特别是在明清徽商身上充分体现了厚重的文化因素。探求徽商成功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对徽商本身方面的研究。文章拟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入手,力图剖析徽商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以求更真切而全面地认识徽商在明清时期辉煌的真正原因。     

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

明代中期以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兴起.而徽商恰恰是这一地区人数最多、资本最大、最为活跃的商帮,徽商为长三角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徽商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加速机:徽商的活动催生了一大批市镇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城市的繁荣.第二,徽商是长三角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推动了学术进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繁荣了艺术事业.第三,徽商是长三角社会变迁的助推器.举凡这一地区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级制的被打破、社会风气的变化、商业精神的传承等等,徽商作用甚为显著.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徽商会馆祀朱子释义

由徽商在经商所到之地建立的徽商会馆遍祀朱子,成为徽商文化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其徽州地域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对一代儒商的锻造意义深远。徽商崇奉朱子之“义”,提升商业理性之举,有重要当代价值。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徽商在何时受挫最严重

徽州土族：大家谈谈徽商在明未清初所受的挫折有多严重啊？ 耘田农夫：这个时候不算严重。最严重时应当是清朝实行纲盐制,徽商大伤元气;太平天国战乱,南方徽商资产尽失,亡命天涯;外国资本侵入,徽商倒闭较多。解放时所有制改变,徽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徽商精神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传承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徽州文化又集中、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江泽民同志在视察黄山市时曾明确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让它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安徽省文海英副省长在2005年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徽商论坛上把它的本质内涵概括为：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