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心理基础

法律信仰主要有两种: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在社会治理结构中,人治与法治是最基本的治理模式。然而,在一定的社会中,人治与法治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人们的法律心理也就不同,以不同的法律心理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法律信仰。在我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完成法律信仰从法律虚无主义走向法律至上主义,首先必须完成法律心理的基础转换。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从纸上的法律到社会的法律

使从纸上的法律走向社会的法律,使纸面上的死的规则变成人们行动中的活的规则,使理想的法治迈入现实的法治,必须认识到法律本质在于法律之利益,法律效力在于法律之意识,法律至上在于法律之信仰,法律生命在于法律之实践。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兼与沈永胜同志商榷

西方语境下,基督教文化的信仰体系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宗教的去魅化又促进了理性法的生成,这使法律信仰从对超验价值的神圣感演化为对实证规则的理性确信。作为意义体系的法律,法律信仰具有神圣的超验维度,作为规则系统的法律,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确定性的理性确信。从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反观法律信仰的中国语境,让我们发现了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信仰体系的缺失无法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建立人们对法律的超验情感,中国法律文化中对权力型权威的崇信可能造成法律信仰中的权威异化,权变伦理无法确立人们对法律的理性确信,弘扬法律信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进路。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及其贡献——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渊源

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法治实践以立法为中心转为司法为中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受法治约束的司法能动主义.     

法学教育中法律信仰的价值反思与重构

法律信仰是主体对社会法的一种神圣的体验和情感,它指引着主体的法律行为模式。法学高等教育培育的是整个法律的守卫者和传承者,一般将之统称为法律职业人。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不但对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践行至关重要,同时也影响着其他非专业法律人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评判。因此,在法学教育中要正确认识法律信仰的价值,强化法律信仰的培育目标,并改革现有的教学手段和方式以实现上述目标。     

工具主义法律观在美国法律职业危机中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代美国的法律职业出现了危机,不仅大众对法律职业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与担忧,律师自身也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危机。隐藏在法律职业危机背后的法律理念是工具主义法律观,它以两种方式体现在法律职业之中:其一,律师的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工具色彩越来越强烈;其二,律师通过工具性地操作法律规则来达成其当事人或其个人的目标。工具主义法律观在当代法律职业中的流行有着深刻且复杂的现实原因。我国的法律职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只有当民众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进而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前提和内在动因,并最终以民众的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法律人的使命则是促进和保障良法的生成以实现法的价值合理性,培育并成为有能力和有力量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的良法律人,以实现法的工具合理性,最终促成法律信仰的树立以及法治的最终实现。     

指称抑或条件:对法律概念的语义追问

对法律这一概念的理解,一方面表现为基于不同范式而产生的不同理解,同时,在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争论中也展现出不同样态。然而,通过对其进行概念上的语义分析,人们使用法律概念实质上是对法律这一语词在指称对象或定义条件上进行限定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表达方式。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在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法治中国”时代,客观上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实践的主体作用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建构、法治信仰的生成、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秩序的维护、法治政府的建立等方面。当前,我国法律职业面临法律职业主义的弊端凸显、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丧失、法律职业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的困境。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要树立法律信仰———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二要重塑法律职业伦理———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依据;三要坚持与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根基;四要建立法律职业内部的任职交流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举措。     

法律功利性导向的法信仰价值取向

功利作为一种道德评价并不必然具有贬义.人们对于法律学习具有一定功利性.从古到今,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的行为选择都有功利性的痕迹.积极利用人们学习法律的功利性.从法律满足人们对规则、利益、人性等功利性目标的角度,理解法律价值,推动法信仰的逐步树立.     

法律程序主义:论证逻辑和时代际遇

法律程序主义以一种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姿态,将法律程序界定为摆脱法律的形式和实质之范畴对立的根本路径,赋予程序以不依赖于结果作为评价标准的独立价值,鼓吹程序在法治事业中的中心地位。法律程序主义理论有其系统的论证逻辑,这种逻辑并不完全超验,有其现实的社会生活基础,法律程序主义是风险社会的时代际遇。中国应倡导法律程序主义并创生一条独特的法制现代化道路。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与法律的形式理性相对应的范畴。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 ,它以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作为基本内核 ,并经此逻辑品质上达法律的伦理品质 ,而构成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基本特征 ,形成了法律从业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社群的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和世俗信仰。探讨法律的实质理性 ,旨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本禀性和特征 ,探讨理想的人类法律生活的基本样态 ,从而 ,在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意义上 ,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论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社会学在其成长过程中备受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倾注,这也潜在地注定了其学科性质上的双重争议性。在明晰法学学科的形式主义、工具主义与治理主义逻辑的多重存在中,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也呈现出一种分段式划分的可能。而这种划分不仅具有明确法律社会学学科性质的学理意义,而且也具有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之间建构关系的现实意义。     

近代新疆法律教育及其特点

近代新疆的法律教育虽然相对落后,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工具主义,法律教育的总体水平较低,然而,它毕竟是新疆法律教育的发端,所创立的新式法律教育机构以及近代法律课程的设置与讲授都有别于传统法律教育而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其中的曲折与艰难则为当今新疆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论法律信仰形成机制

法律信仰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了法律信仰的主观心理状态和主体行为的客观化过程两个方面。由此,法律信仰形成的机制涉及内生性机制与外生性机制。法律内生性机制是法律信仰形成的根本前提。构建法律信仰形成的内生性机制后,就应当创立相应的外生性机制,使二者相辅相成促使法律信仰形成。但是,在法律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应当考虑政府的法制宣传及守法观念、法的运行中公众的积极参与及守法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转变以及普法教育的实践等相关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