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早期发展线索初探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在早期发展中要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和活动方式三大核心问题。从指导思想看,孙中山强调革命主义立党,把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合法性来源,依靠三民主义推进党的建立和发展,并把三民主义作为党员政治信仰的基础,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从领导体制看,国民党先是建立民主体制,而后又选择集权体制,经过长期的冲突、比较、博弈,最终建立起了民主集权的领导体制;从活动方式看,国民党以武装斗争为最高活动方式:武装斗争既是国民党的中心任务,又是国民党的最高纲领,并且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建立起党指挥军队的党军体制。这三条主要线索对中国后来的政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政党发展之路。     

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跳出"执政周期率"的必由之路

民主执政作为党的一种执政方式,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政府、社会团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协调上述各种关系,不断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以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状态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学术三民主义化到三民主义学术化——孙中山研究在台湾50年(1949—1998)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世人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其思想亦被称为国父思想。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尤其是三民主义一直被国民党当作立党治国的根本精神。但与颂扬声相对立,近年来三民主义在台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有些民进党人士...     

国民党"党治"体制下的驻外使领馆建设

本文是从驻外使领馆建设角度,对国民政府训政实施时期,国民党推行"党化"外交的一个考察。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保障"党"的政策和意旨在外交部门的顺利贯彻和推进,如何从外交人员选拔、任用和使领馆工作制度建设入手,强化政治考核、培训和工作监管,实现外交队伍更新的过程。国民党为加快外交"党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内在需求,就加强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和政策的影响力是必要的,但国民党一党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外交部门的逐步"党化",给国家的对外事务,乃至海外使领馆建设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组织活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机构西迁大后方,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为巩固战时政权,稳固党基,民运工作成为当局的重点。国民党采取吸纳党员、开展组训工作、组织团体社会参与等方式加强对民众组织的党化教育与管控,体现了"以党治国"在民众组织领域的实践性,反映出抗战时期党务工作在大后方推行力度的深入。尽管国民党不断强化民运工作,但党治力度仍较薄弱,其效果不太理想。     

协作治理:党群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时期的党群工作建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活动,剖析了在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挑战,指出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党和公民之间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浦东新区通过"走千听万"逐步实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互动,符合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协作治理原则。强调与党共享价值观,共享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与成就。党通过服务来引领群众,通过服务和作为奠定其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通过"有为"而换取"有位"。当然,本文也指出党群关系的改善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浅论政学系的兴衰及其特点

政学系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政坛上的一个国民党重要派系。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黄埔系主军特,CC系主党,政学系则主行政。它的影响所及包括当时极为敏感的国共关系和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因此,弄清其兴衰变迁和性格特点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很有裨益。本文即是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胡适与国民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太多好感.但他却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并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相始终,希望与失望相交织.     

中山陵征地考

中山陵修建过程中,围绕征地问题展开的一系列交涉,反映了国民党人改造国家的努力与地方社会、民间利益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从微观上见证了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益关系的变迁。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本文关注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其中,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与活动不难看出,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试图对边疆加以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同时也可窥见国民党政权战时边疆政策中官僚主义要素的萌芽。另一方面,战时的人们积极响应边疆工作人员的招募,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招募活动,即战时边疆政策中非动员的一面。此外,战时人们所树立起来的边疆观,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边疆研究的广泛影响。由此,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边疆有着积极志向的,政治与学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间。     

和谐架构下行业协会的性质定位及立法表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核心内涵在于社会关系、自然关系的协调.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介入政府与市场的社会中间协调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性质在和谐社会背景之下演绎出了新的内涵,立法应予以明确并完善相关制度,回复其独立市场治理主体的本质.     

晋桂军阀异同论

晋桂军阀是民国史上两个重要的国民党新军阀派系。晋桂军阀歧同并存,共性大于差异。其共同点实际反映出他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的一些基本特征,亦体现了旧中国军阀专政年代社会的现实;而不同点则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两派军阀首领的个性以及晋桂的地域特色,折射出民国时代国民党各派系目标和方法上的差异。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譬如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理政的理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抗战时期国统区地方党政关系运作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试图于抗战时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控制 ,但在实际运行中 ,国民党地方党部无力影响同级政府的决策 ,在地方党政纠纷中处于弱势。这表明国民党对政府及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在减弱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效能是孱弱的     

提高党整合社会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可以划分为思想关系、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交往行为关系.党整合社会的能力,也体现为党整合社会思想关系的能力、党整合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和党整合社会交往行为关系的能力.通过对党整合社会的具体能力的分析,采取提高党整合社会的能力的政策措施,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地方党政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在省、县市分别采取了“党政联系”、“党政融化”的形态 ,使国民党组织打入地方政府内部。这种体制使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有利于国民党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 ,在制度层面上不无可取之处 ,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薄弱的民众基础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体制的调整并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